《タコピーの原罪》简评：
《タコピーの原罪》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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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流的核心论述观点：
（伪·摘要：）本文1.批判某些观众所希望在作品《章鱼哔的原罪》中看到的对于真理奈的惩罚，其来源并非阻断暴力的传导或者有效减少暴力进而解决产生霸凌的结构性问题，而是单纯为了获得行使（或被代为行使）暴力之后的复仇快感和实现心理补偿，掩盖对暴力代际传递的结构性反思，最终导致社会改革责任被架空。2. 解构霸凌生成结构论证个人与社会在施暴的开始与终止中的运行逻辑。3.《章鱼哔的原罪》中原罪概念的解析。4. 重申文艺作品的伦理边界，作品结局结局以两人在章鱼p的超能力之下相互理解并和解作为结局，只是给出了深刻的展示，并未、也并未尝试给出任何需要被实践到现实中的方法论。5.在现实中的实践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的。
1.关于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简单来说就是用暴力手段来回应、制止暴力行为：当遭遇暴力侵害时，以同等或更强烈的暴力进行反击，以此作为惩罚、威慑或终结暴力的手段。其逻辑目的在于：
a.制止：对暴力的正当防卫可能是唯一能立即终止侵害的有效手段；
b.复仇：强迫施暴者偿还罪行，实现个人或集体心理上的公平或正义；
c.威慑：震慑潜在的施暴者，使其不敢再犯。此处可参阅评论中秘则为花大佬的评论；
在围绕《章鱼哔的原罪》的讨论中，我们再次观察到与《声之形》时期相似的争议模式：有某些观众摒弃对伤害修复或和解机制的探索，执着于“加害者必须受严惩”的原始逻辑。他们不满足于法律或社会层面的制裁，不满足于探讨问题的根源或修复伤害的可能性，渴望通过针对个体的暴力报复实现心理补偿——仿佛唯有目睹霸凌者承受痛苦，才能达成某种“公平”。
甚至即便如《声之形》中石田将也这类已遭反噬、忏悔并被原谅的加害者，观众仍毫不能满足，似乎认为要将其枪毙或者后续的人生全部毁掉才算成功制裁了坏人。而且其中非常有意思的是，这部分观众并不在意被霸凌者是否被治愈乃至能走上足够幸福的人生道路，仿佛惩罚的目的仅仅是让他们获得快感。这种心态的本质矛盾在于：他们既漠视受害者真正的福祉（如西宫硝子能否获得沟通支持、佐原美代子如何与主角团重新建立关系、静香如何摆脱糟糕的家庭），亦模糊了正义的边界——现代法治社会的惩罚权本应归属司法系统，而非个体私刑。
某些观众高举“社会是人的总和”的旗帜，将其偷换为一种排除性工具，将人粗暴地划分。道德审判，立场一致的观众将异己者剥离“人”的属性，使其非人化，成为可被任意处置的客体。一旦目标丧失“人”的属性，虚构的暴力报复即被冠以“正义清算”之名，实则延续了暴力循环。
本质上，这种复制暴力的逻辑，与霸凌者“用暴力排除异己”的思维如出一辙，同时也彻底扼杀了对话空间：任何试图探讨加害者成因（如原生家庭影响、心理创伤）的努力，都可能被斥为“洗白”，从而严重阻碍真正的社会反思。最终，这导向了社会责任的推卸与回避：既推卸了亟需改革现实制度的责任（如配备心理教师、禁止教师霸凌），又纵容了“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当公众满足于网络审判的情绪宣泄，真正的结构性变革便被永久搁置。
2.霸凌的结构：
2.1结构
我们现在来看《章鱼哔的原罪》中的霸凌发生的结构：
a.霸凌者：真理奈的暴力行为是自身创伤（因静香母亲导致其家庭破裂，继而遭受母亲家暴）的直接复制与代际传递。她的恶意具有明确的来源（自己家庭的破裂）、指向性（静香作为破坏其家庭的始作俑者的女儿）、目的性（发泄愤怒、寻求一种补偿），其手段是对母亲施暴方式的复刻。她是暴力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以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双重身份承担了故事前段的重要戏份。
b.被霸凌者：静香既是母亲行为的连带牺牲品，又是真理奈暴力宣泄的直接目标。她的非反抗源于深刻的负罪感和对自身处境的无力感。
在这个霸凌结构不可或缺的其他方面：
c.空气：学校的部分同学选择参与到非肢体暴力的霸凌行动中，集体性的冷漠或轻度参与，是霸凌得以持续的社会土壤；
d.教育者：老师选择了不作为。无论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惰性，对问题学生的偏见（知晓静香家庭背景复杂、真理奈难以管教），还是评价体系下对成绩或秩序的片面追求压倒了对个体关怀，教师的失职剥夺了学生本应获得的保护和支持系统；
e.执法者：对于未达到严重人身伤害程度的校园霸凌或家庭纠纷，往往选择回避介入。这种“非死伤不管”的执法逻辑，使得许多处于灰色地带的、持续的伤害无法得到有效干预，放任了事态的恶化；
f.家庭：在这个故事中，老大难的家庭问题是创伤的源头与放大器。真理奈的母亲将婚姻失败的愤怒以暴力形式转嫁给女儿；静香的母亲其行为模式（无论出于何种生存压力）给女儿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污名和自卑感；静香父亲的拒绝与不负责更是给了静香最后一击。父母一代未能履行教育责任、管理自身情绪，反而将负面模式（暴力、诱惑、逃避）传导给下一代，直接塑造了她们的认知和行为。
2.2能获得幸福吗
我们可以从部分观众的评价过程中看到，他们的重点局限于对于a.霸凌者、b.非霸凌者这两者关系的评判中。先不管他们确实可能只看到这几点，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即使我们“抹去”真理奈这个具体的霸凌者，让真理奈从结构中消失，静香就能获得幸福吗？
即使没有真理奈主动施加的肢体和精神暴力，静香所身处的结构性困境依然如影随形：先不看无法改变的f.家庭问题，就单看cde——对于被大家知道一个母亲出去卖、孤僻少言的女孩，她如何在学校中获得比较好的生活呢——首先，生于这样的家庭并被静香的错；其次，同学知晓她的家庭问题不愿与她交往交流，至此并无法苛责；再次，部分同学小声交流和嘲笑静香，也好像并不能成为什么能被道德制裁的行为吧——在这里出现的问题是，弱者的身份并不是被容易接受并解除的，即使没有强者的压迫，弱者依然是弱者。
静香的弱者身份并非仅仅由真理奈的霸凌定义。她的弱势源于f.家庭背景带来的社会污名，并被冷漠的环境（c）、失能的机构（de）共同固化。她缺乏获得平等尊重、融入社群、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社会基础。幸福生活所必需的安全感、归属感、尊严感，在这个结构中是严重缺失的。
2.3结论
论述至此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个结论：问题的核心远非个体之恶
诚然，霸凌行为中确实存在《声之形》植野直花等那样相对简单的恶意——可能源于肤浅的审美歧视、无聊的优越感或纯粹的欺凌快感。但《章鱼哔的原罪》中真理奈的恶意，其复杂性和悲剧性正在于它的清晰的来源、指向性和对暴力模式的复刻——这是系统性的创伤在个体身上的爆发。
因此，如果观众真心希望静香能获得幸福的人生，那么将批判的矛头仅仅指向真理奈，是严重偏离靶心的。这个霸凌结构中最具破坏力、最需被谴责的，恰恰是那些看似“背景板”却无处不在的外部缺位：
这些外部因素的系统性失能，才是静香悲剧命运的根源，也是阻碍任何身处类似困境的个体通往幸福的真正壁垒。幸福无法在真空中诞生，它需要一个能有效干预家庭创伤、打破社会排斥、提供有力支持、并积极维护弱者尊严的社会环境。对作品中“外部缺位”的愤怒与反思，远比要求“恶有恶报”的简单快意，更能指向改变的可能。
0.1关于思路来源（鉴证ing，不想看下一节）：
扯开一点聊一下为什么国内大家为什么会有这种思路的部分源头：
二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对战败的日本做出的是放弃实质性的报复索赔与军事占领。我们既没有在中国土地上通过我们的军事力量将侵华日军赶出中国、也没有攻入日本本土，而是仅仅接受了投降，通过和平接收收复失地。这一决策背后固然有着冷战格局、内战预备的现实考量，但是随后当中国陷入内战以及被国际限制时，日本却在美军占领下获得重建资源，借朝鲜战争迅速复苏，并在新的国际秩序中逐步重获国际地位。目睹日本在美军庇护下崛起，而自己仍处贫困与孤立中，一种“被惩罚者反得奖赏”的认知偏差是必定在民族内形成的。这削弱了对超国家权威（联合国、国际法）的信任，强化了“实力决定一切”的现实主义逻辑。
当高位裁决被视为虚伪或无效，直接报复便成为心理代偿。
这种思维不仅体现于对日索赔的民间呼声，更渗透进社会心理：对等伤害被视为最可靠的正义——正如部分观众要求霸凌题材必须呈现“恶有恶报”。毛主义中“不是敌人就是朋友”的绝对二分法、“以斗争求生存”的实践论，在革命年代是生存策略，但当这套关于战争这类远离异常生活的宏观政治哲学理论下放至微观的日常生活层面（如校园霸凌讨论），催生的简化版暴力正义观将加害者直接定义为“需消灭的敌人”，用“解决人”代替“解决问题”。结果正义压倒程序正义，当民众默认制度无能，虚构叙事中的私刑报复便成为宣泄出口。
0.2插入一下我个人的经历：
小学时的一位同学，他患的应该是某种肌肉萎缩症，具体类型已不确定，只记得当时听说他可能活不到成年。他从小学起就在我们班，起初还能正常走路。到了三四年级，情况开始恶化，经常自己站不起来，走路时也容易突然摔倒。大约六年级时，他就无法再来学校了。我加过他的QQ号，升入初中后的一两年里，似乎还能看到他发布自己玩FPS游戏的截图，但之后就再无音讯。
记忆最清晰的是三四年级那段时期。那时，大家似乎都默认了他“不正常”，言语上的嘲笑很常见。即使他需要帮助（比如摔倒后需要人拉起来——虽然确实不易，可能需要几个强壮些的男生才能把他抱起来），也往往无人援手。他家里有了二胎，弟弟是健康的，这似乎让他和家人都有种近乎放弃的态度。有时他摔倒在厕所里，也没人去扶。我们报告给班主任，老师却说“别管他”，语气中仿佛认定他没什么价值，毕竟他“考试也考不出什么成绩”。后来，他似乎还做出过一些异常行为，比如在教室里脱自己的内裤，结果内裤被一些男生抢走了。女生们虽然不直接参与欺负，但在吵架时，会用“诅咒你以后只能嫁给XXX（他的名字）”这样的话来攻击对方。
有一件事印象尤为深刻。一次，他声称自己的东西被偷了（鉴于我也偶尔被偷东西，我相信他）。他的座位是讲台旁的特殊位置。他向数学老师报告，老师却置之不理，粗暴地呵斥他“闭嘴”。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因被欺负而爆发怒火——他猛地用力（或者利用体重）将桌子向前推倒，桌上的文具（他喜欢把文具装在当时流行的铁盒里）撒了一地（我那时挺常帮他整理书包）。后来，我记得那个铁盒好像被老师踩扁了。
老师就很生气，抄起一块建筑材料（记忆中是很粗的桌角料，大约3厘米厚，10厘米宽，一米长的三合板）抽打他。那位数学老师体型壮硕，力气很大，我记得她办公室里常备着这类体罚工具（我自己也被她打过）。打完，她拖着他的一只脚，将他拽到教室门口，然后关上门，若无其事地继续给我们上课。那天直到放学，我都没再见到他，不知他后来爬到哪里去了。不过第二天，他还是照常来上学了。
唉，如今也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回想起来，内心，还是有种罪恶感的。当时我也是没朋友，会被抓住手脚扔进女厕所所嘲笑的那种人。虽然觉得他可怜，但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仅此而已了。当时根本没有“欺负人是不对的”这种意识，自己被欺负时也缺乏自觉——反正打不过他们，被扔进女厕所这种事，也实在羞于向老师启齿。
3.关于原罪
Wiki上的原罪（Original Sin (Latin: peccatum originale)） 源于基督教神学，定义上是指希伯来圣经记载的第一个男人亚当和第一个女人夏娃在伊甸园尝禁果后，犯了“罪”而被上帝赶出伊甸园，并给予惩罚: 体验人世间生死离别与堕落等诅咒。人自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有罪性，这种罪性是无法消除的，而且是一代传给一代，永无停止，这就是“原罪”。
《章鱼哔的原罪》中，原罪扩展为人性中固有的缺陷与社会结构性恶意的交织。
3.1章鱼哔的原罪
章鱼哔的原罪我认为恰恰是他失去了罪，是一个无罪的、没有吃下禁果的原生人类，他展现的是一种未被玷污者的原初之罪：
3.1.1无罪的无知
章鱼哔的家乡HAPPY星，是纯粹且单一的快乐的象征，对人类的善恶全然无知。章鱼哔无法理解静香身上的淤青是暴力的伤痕，只视之为“漂亮的花纹”；无法理解真理奈的霸凌是仇恨的宣泄，只当作是“朋友间的吵架”。这种无知使它丧失了理解人性复杂性的认知基础。它的思维停留在二元层面：所有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Bug，所有痛苦都是需要被快乐道具修改的异常状态。这种思路是与真的解决人类痛苦错位的。
3.1.2无罪的暴力
无罪的暴力是章鱼哔高高在上且极具侵略性的那种善意。它没有“罪”带来的羞耻、犹豫、对后果的恐惧。全程坚信自己的快乐逻辑是一种普世真理，并有权利用超自然力量去修正他人的命运力。这一点其实是很多人忽视的。章鱼哔以“拯救者”自居，但行事过程宛如暴君，让我有了今年国产游戏《苏丹的游戏》中的那种无道德的安排与宿命感。章鱼哔的行动缺乏敬畏与边界感，它的无罪使它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暴力本质和可能造成的毁灭性后果。试图用道具强制静香和真理奈“和好”，甚至最终决定杀死一方来终结痛苦。这样强行介入人类关系就是一种暴政。
3.1.3无罪的代价
无罪的代价是章鱼哔无法真正共情与承担，真理奈死时无法理解死亡的重量和意义。乃至它的牺牲（重启时间线）更像是一种程序化的“任务完成”或对自身错误的机械修正，而非基于深刻罪责感的救赎。结尾的一句 “对不起”，与其说是歉意更像是对自己失败的懊恼，并非对生命逝去的忏悔。它的牺牲是壮烈的，却也是空洞的——它未曾真正理解它试图拯救的对象的痛苦，也未曾想去改变产生痛苦的土壤和家庭。章鱼哔（包括创作者通过章鱼哔）提供给大家救赎是外力强加的、短暂的，而非源于人类自身的觉醒与和解。
3.1.4无罪的悲剧
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获得了知识，虽然带来了堕落与苦难，但也赋予了人类理解世界复杂性、做出道德选择、承担罪责的可能性。章鱼哔拥有强大的如同神赋予早期人类的能力），却缺乏运用这些力量所需的智慧、判断力和对恶的认知。它的无罪使其无法融入充满罪的人间，在人间语境下显得格外残忍和荒谬。
或许章鱼哔的悲剧在于，它被迫降落在了一个它永远无法理解、也永远无法被理解的世界。
3.1.0题外话，关于《攻壳机动队2：无罪》
攻殻機動隊2 イノセンス中的“无罪”（Innocence）源自拉丁语 “innocentia” 直译为“无害”或“无咎”，就是未受原罪污染的纯洁状态的意思。
人类如提线木偶，灵魂（线）断则躯壳散落——暗示“无罪”的本质是 “无灵魂的物性存在”
人偶哈达莉（Hadaly）之名取自利尔·亚当（l'Isle-Adam.）1877年的小说《未来夏娃》（L'Ève future）的主角人偶哈达莉（代称即为安卓（Andréide）），象征 一种完美人造物，人偶没有自主意识作为性偶工具，无法选择施暴，但是被植入灵魂后就变成了有罪的容器。联网母猩猩素子这边，《赛柏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中说“赛伯格不会认得伊甸园：他不是泥土做的，不能梦想回归尘土。”素子与网络融合后成为神性存在，当巴特问“你幸福吗？”，她回答 “多么令人怀念的价值观，至少现在的我已了无牵挂”。 如林中之象，无垢而行，却踏碎万千草木。
押井守的无罪是对人性本质的解构——童妓哭喊“我不想变人偶”，素子说“人偶也不想变人”。
3.2人的原罪
人均收到社会的影响，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这里需要正确理解这句话:“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人的本质”压根不存在，它仅仅是现实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一种幻象，是权力、经济、文化等力量在个体身上的持续铭刻过程。我们不能把社会关系的强制内化视为自我本质。
在这个幻想中的人因为与他人的交流获得了罪，有点萨特他人即地狱的味道。
真理奈的罪是愤怒+嫉妒：将仇恨转嫁静香，复制暴力模式。
静香的罪是愤怒+怠惰：隐忍至扭曲，诱惑东君顶罪，最终堕为施暴者。
东君的罪是嫉妒：被母亲忽视，活在哥哥阴影下，之后在渴求和诱惑中为获得静香认可甘愿替罪，沦为共犯。
父母辈的罪是色欲+贪婪+暴食+怠惰+愤怒+嫉妒（草怎么就差个傲慢）：出轨（真理奈父）、酗酒家暴（真理奈母）、冷漠弃女（静香母）从家庭开始成为一切创伤的源头。
社会系统的罪是集体性怠惰：纵容恶行。
观众的罪那大概就是傲慢吧
3.3原罪的不可解
章鱼哔因无罪而无法理解人性，人类因有罪而陷入恶性循环。
救赎的本质应该是直面而非消除原罪。结局中章鱼哔的牺牲未解决任何结构矛盾，但促成了静香与真理奈互填伤口（CP太好磕了啊）。当社会系统纵容暴力传播的时候，这一份罪是所有人的原罪。当我们谴责恶人时，也更该质问——是何种社会关系将人塑造成了恶的容器？？若忽略这一问题，所有对原罪的声讨，不过是系统为自己脱罪的障眼法。
4.关于作品的目的：
观众不相信校园/社会机制能妥善处理霸凌，故要求虚构叙事充当“私刑法庭”。我们以此接下来说说关于作品本身的部分
观众将霸凌这一结构性社会难题（其复杂性堪比战争与和平、自由与平等这类命题）的解决压力，转嫁给虚构作品的创作者，内在是与其反思教育缺失、心理支持薄弱等真实困境，不如要求创作者在故事中提供一劳永逸的“复仇方案”，以此获得替代性满足。期待虚构叙事承担现实司法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如“必须让恶人伏法”），却忽视文艺作品的核心价值在于揭示问题而非充当道德法庭。
在前文解释的关于故事霸凌核心结构的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主动设置的环境是一个大环境缺位的环境，包括老师、邻居、管理机构等等都是完全属于职责缺位的状态，这种刻意构造的充满戏剧性的环境在现实中确实是难以遇到的，你可能最多比如遇到一个体罚你不让你听课的老师，一群给你起侮辱性绰号、天天把你推进异性厕所的同学。
作品已经很清晰地展示了当这些外部环境的系统性缺位之后的绝望感和无奈，要解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在一部作品中是难以实现的——或者说没有任何的艺术作品实现过这一点。所以作者选择了将其最为一个远离的背景板，而我认为这样的警示作用已经完全足够了——当然，你永远叫不起一个装睡的人。
结局完全算不上救赎，章鱼哔试图用爱覆盖创伤，实际是暴露了外部救赎的虚妄——它提供的是止痛剂而非解药。机械降神的方式让两个女孩共享创伤。
对照来说，影片《海边的曼彻斯特》则是直接拒绝救赎叙事。
影片中李因过失导致三个孩子葬身火海，从此背负永恒的罪疚感。即使警察判定他无罪，社会未谴责他，随后前妻原谅他、侄子需要他，他仍无法与过去和解。但是李选择活着承受煎熬，而非用死亡逃避。当他说出那句“我走不出来”时说的是：在绝望中坚持呼吸本身即是对生命的敬畏。
在探讨创作者是否必须为社会议题提供实用解决方案这一命题时，我们需要认识到，艺术的本质价值在于揭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从《海边的曼彻斯特》到《章鱼哔的原罪》，这些作品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有些创伤无法通过简单的叙事技巧来弥合。李·钱德勒最终选择带着永恒的伤痛活下去，这个决定本身就是对强制和解叙事最有力的反驳；而章鱼哔用牺牲换来的表面和解，恰恰暴露了回避结构性矛盾的创作困境。这些作品之所以震撼人心，正是因为它们拒绝提供廉价的救赎方案，而是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顽固性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这种创作取向实际上承担着更深刻的社会责任。当《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揭示"强暴是社会集体完成的"时，当《声之形》展现沟通障碍如何演变为暴力时，它们都在完成艺术最根本的使命：刺痛社会的认知惰性，迫使人们正视那些被习惯性忽略的系统性恶疾。创作者不需要也不可能在虚构叙事中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诸如校园霸凌、家庭暴力这类问题涉及社会福利、教育体制、司法系统等多维度的复杂纠葛，这远非一部文艺作品所能承载。
真正的社会变革从来不是靠文艺作品的教化达成的，是社会变革产生了这样的文艺作品。工业革命后的社会进步靠的不是艺术科技的这些人类产物的提升，而是自由民主思想的觉醒。创作者能做且应该做的，是通过作品将社会病灶具象化，让我们得以审视那些被日常掩盖的病理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要求文艺作品提供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仅是对艺术功能的误解，更是对社会改革复杂性的轻视。真正需要的是观众从作品引发的思考转向现实行动，将艺术带来的震撼转化为推动制度完善的动力。当《海边的曼彻斯特》让我们学会尊重无法愈合的创伤时，当《章鱼哔的原罪》促使我们追问暴力循环的根源时，这些作品就已经完成了它们最宝贵的使命——不是给出答案，而是提出必须被回答的问题。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永远来自于被艺术作品点醒的每一个个体，在现实世界中持续不断的努力与抗争。
5.那么解决方法呢
5.1承认霸凌的复杂性，拒绝“非人化”的诱惑
霸凌绝非个体单向施恶的结果：加害者可能曾是受害者，承受着家庭暴力或社会歧视的代际传递；旁观者的沉默往往源于恐惧或权力依附；教育者的失能则折射出资源匮乏与评价体系的畸形。切断暴力链条的关键在于修复关系，而非仅仅物理性地“消灭”问题人物，这一点《声之形》结尾众人在学校重逢的场景已诠释得相当到位。
我们理解加害动机、原谅恶行者不等于宽恕其恶行，而是为了识别暴力传递的链条。唯有承认“恶的潜能存在于普遍人性之中”，才能建立有效的预防机制，而非仅止于事后的清算。当一个人被简化为纯粹的“恶之符号”，其改善的可能性也随之湮灭——而这恰恰是霸凌者对待受害者的逻辑。以同样的暴力手段复仇，本质上是对暴力逻辑的屈服。惩罚是矫正的起点而非终点，重在切断暴力代际传递链。
5.2接受文艺作品的限度，面对并在现实中行动
文艺作品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出问题，而非提供解决方案。它们旨在揭示霸凌中各方的困境——但解决这些困境的责任，必须且应当归于社会本身。要求创作者充当道德法官或社会工程师，实质是将现实中的无力感转嫁为对虚构叙事的愤怒。观众抨击“结局不够解恨”，暴露的恰是对现实中司法与教育体系的不信任。其实就像《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林奕含从未试图“解决”性侵问题，她只是质问：“我们为何纵容了这场谋杀？我们需要通过社会工程建立更为行之有效的系统结构，拆解其背后的家暴牢笼、教育废弛与社会冷漠。通过立法立规减少老师和学校不负责、不担责的情况、增加社区等对问题家庭的救济和引导，更重要地是增加学校除了学习之外的真正教育的时长。
Ps好多个评论都说到了什么受霸凌者只能反抗什么的，我一直没有对这个发表啥看法，在校园霸凌中基本上很难直接用暴力阻断吧——你身强体壮别人就不可能肢体霸凌你，你口条流畅就不可能有人言语霸凌你。被霸凌者的暴力自卫自然具有正当性，但是系统性压迫中，暴力反抗往往失效，对于静香来说无法挥拳的对象才是真正的压迫源——母亲出去卖是经济剥夺、教师的冷漠是制度对弱势儿童的抛弃。静香需要的不是对抗真理奈的暴力，而是击碎沉默结构的工具，单从这个案例看我能给出的解答是
a.其余亲属或者邻居或者社区或者相关组织起诉真理奈、静香等人的母亲剥夺监护权，转移监护权至福利机构（虽然这个是最难的一步咯）；
b.举报教师不作为，处置失职教师、学校（也有点难，除非死人了）；
c.对其本人、真理奈等进行更多的教育（任重道远）……
来自：Bangu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