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dew Valley》简评：

其他游戏则以另一种方式运作，它们既不提供片刻的分心，也无意复制资本主义，而是让我们能够持续逃避我们自身的现实 （译注-前一种方式指“游戏助力资本主义，并非通过模拟或认同其原则，而是通过显得完全无用、纯粹浪费时间，以此衬托出我们为资本主义所做的平凡工作相比之下更加"高效"和"有用”）。 从《行尸走肉》（PS4，2012）到《辐射》（PS3，1997年-至今）等知名作品来看，游戏行业目前痴迷于启示录题材。长期以来一直是电视和电影屏幕上的主要题材，如今僵尸在PlayStation和电脑上变得更加突出。
  除了僵尸游戏，还有大量其他反乌托邦游戏，从独立游戏如《万众狂欢（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PS4，2015）和邪典经典《Soma》（PS4，2015），到大制作如《生化奇兵》系列（PS3，2007年至今）。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斯拉沃热·齐泽克和马克·费舍等评论家们都曾指出，这种反乌托邦式的未来图景传递了一种危险的观点，即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将我们与贫瘠的荒地隔离开来。
  在游戏领域的另一端，我们看到了与之相反的情况：回归田园牧歌式的过去。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星露谷物语》（PC，2016年），这是一款独立制作的农场模拟游戏，或称“乡村生活模拟器”，它在发布时超越了《侠盗猎车手5》等大作。想象世界末日可能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更容易，然而，似乎比这两者更容易的，是重拾田园的宁静。
  乍一看，人们可能会认为《星露谷物语》是Zynga公司《FarmVille》的转世重生，后者是2010年风靡Facebook的游戏。那款游戏让我们能够怀旧地在电脑上收获庄稼，但就像Zynga制作的其他游戏一样，例如《Words with Friends》和《Mafia Wars》，真正“收获”的产品是我们的Facebook好友，我们利用他们来提高游戏中的分数（继而寻求他们的认可）。这些所谓的社交游戏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反乌托邦的现状，在这个现状中（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本身就像农作物一样，成为我们的原材料。但《星露谷物语》更为复杂，与《牧场物语》（SNES，1996年）有更多共同点。与其前身一样，《星露谷物语》更具个体性，几乎无法与朋友分享甚至难以讨论，也没有多人游戏功能。它非但没有将我们与社交和技术媒体联系起来，反而提供了一个逃离现代计算机社会的机会——我们可以坐在电脑屏幕前尽情享受。
  尽管《星露谷物语》和其他田园风格的农场模拟游戏似乎与游戏领域中常见的末日未来描绘相去甚远，但它们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对照。农场模拟游戏的玩法包括对人、动物和自然环境进行规划，按照系统化的模式种植作物，体验一种日常化的生活，同时在一个小社区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些游戏描绘了一个失落的、紧密相连的村庄时代，在那里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与预言中人类成为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机器中被规训的部件的反乌托邦未来形成了互补。农场模拟游戏满足了人们对集体化、有秩序的过去的渴望，作为当代混乱的替代方案，揭示了这种游戏体验中隐含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倾向。
  这或许会让《星露谷物语》看起来像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实际上它对资本主义所谓的必然性几乎没有提出批评。相反，它提供了一个线性人类历史叙述中缺失的一环，追溯了我们从田园天堂到贫瘠的后资本主义荒漠的衰落。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或者说游戏告诉我们——就是在回忆中寻求慰藉，并庆幸我们还没有进一步走上这条不可避免的毁灭之路。这类游戏煞费苦心地避免为现代资本主义提供替代方案。当游戏中的Joja公司——沃尔玛、可口可乐和谷歌的混合体——开始不可避免地接管你宁静的村庄经济时，《星露谷物语》中对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式批判变得显而易见。这并不是对企业全球化的颠覆性批判，而是对孤立主义退却的呼吁。《星露谷物语》中小规模自给自足的形象源于在边境筑墙并通过输出贫困来寻求本地救赎的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星露谷的村庄有一个公交车站，但公交车已经坏了，切断了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替代方案可能是今天在西班牙发展的加泰罗尼亚公社（Catalan communes），它们回归本地化生产，但也利用互联网和电子媒介进行远距离贸易。这种既掌握生产资料又拥抱全球技术的混合模式，或许能帮助我们应对当前的危机，但与互联网和国际社会隔绝的梦想却无济于事。
  《星露谷物语》只提供了怀旧的慰藉，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怀旧的未来》中所描述的，它是“对集体记忆的追寻，是对碎片化世界中连续性的渴望”。在《星露谷物语》的过去中，玩家可以逃到一个他们“自由”地成为“人”的世界。游戏的16位像素化图形加深了这种怀旧感，唤起了更近的过去的一个失落时代，当时电子游戏本身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厄运的共谋和预示——至少在人们的记忆中是这样。它融合了《塞尔达传说》、《精灵宝可梦》和其他1990年代游戏的元素，这些元素让人联想到一个更温和的过去，当时游戏被认为是更“纯粹”、“有机”和未受污染的。那是一个游戏真的被视为逃离政治和社会世界的时代——这一论点在今天似乎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的游戏似乎更明显地反映或提炼了社会政治冲突。
  这种逃避的氛围使《星露谷物语》与《FarmVille》形成鲜明对比。虽然《FarmVille》与Facebook完全共生，利用Facebook的技术优势来传播自己，同时似乎软化了社交网络的新自由主义边缘，但《星露谷物语》对其媒介的态度更为矛盾。它的开场场景是对卓别林《摩登时代》（1936）开场的16位重制，展示了一个规整的当代工作场所的鸟瞰图，一个隔间农场，工人们与计算机相连，而这些计算机很可能正在取代他们。困在无情的荧光灯下的灰色墙壁中，这些工人与自然和“真实”生活隔绝，但游戏通过一封仿古信件（显然不是电子邮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出路，邀请我们回归更真实的耕作工作。当然，这种田园式的逃避本身也需要沉浸在计算机模拟中。《星露谷物语》以不同于《FarmVille》的方式解决了这个明显的难题。虽然《FarmVille》不过是社会资本建设的伪装版本，但《星露谷物语》似乎想要讽刺并与模拟器性质保持距离，利用复古特质作为借口，使其看起来不像是计算机化更深地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当代延伸。
  通过将自己呈现为一种元游戏，《星露谷物语》让玩家面对一个奇特的悖论：回到过去既是可想象的，又是不可能的。最终，游戏对其悖论立场的明确认识体现了Octave Mannoni关于弗洛伊德式恋物癖否认的观点：“我非常清楚，但尽管如此……”《星露谷物语》非常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但仍然要求我们梦想田园般的宁静。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这使得游戏比《FarmVille》危险得多。在《Infinite Distraction（无限分心）》中，Dominic Pettman写道，当代社会面临着比二十世纪更为复杂的宣传形式。例如，现在“关于种族骚乱的新报道分散了人们对种族骚乱潜在现实和影响的注意力。”《星露谷物语》正是这样一种复杂的宣传形式，表面上批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和压制真正批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尽管马克·费舍最近指出，将事物斥为“怀旧”可能是一种相当无用的姿态，但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我们这个特定时刻特有的怀旧情绪。在《星露谷物语》的案例中，它对过去的浪漫化仅仅巩固了我们对未来的恐惧。它教导我们通过对一个无法挽回的过去的忧郁回望来应对当代的疏离感。虽然这看似无害，但它与唐纳德·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呼吁产生了共鸣，也与各种欧洲梦想脱离欧盟以回归某种孤立的前堕落国家宁静产生了共鸣。因此，政治在电子游戏世界中上演。在希腊公投、英国脱欧和难民危机前后的几年里，当独立国家的讨论再次突出时，一系列庆祝国家宁静的怀旧电子游戏出现了。同样，七年前，金融危机引发了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反乌托邦游戏，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终结本质上意味着无尽的荒芜和/或僵尸末日的想法。通过在线分销系统和手机游戏市场，电子游戏在最初构思后几个月内就可以上市。这使得电子游戏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它们可以揭示我们尚未意识到的梦想和恐惧。《星露谷物语》为我们提供了阅读其自身时刻未来线索的线索。甚至可以说，所有的怀旧都包含着对未来的潜在一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因为它开启了一种与过去的新关系，这种关系由怀旧本身预示并带入现实。
  《星露谷物语》的流行反映了当今潜在颠覆者的艰难政治处境。国际主义被理解为与罪恶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灾难同义，这一事实阻碍了开发足以应对全球危机的广泛解决方案。这或许可以解释本土主义的回归和流行文化中反乌托邦的盛行。Jeffrey Tam在谈及《辐射12》系列时写道：“反乌托邦灾难实际上只是一个新的机会，一个简化我们存在并抛下一切的机会。”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缺乏乌托邦，因为这正是反乌托邦梦想的本质：享受在一个被反乌托邦崩溃的明显恐怖所掩盖的简化世界中重新开始的机会。换句话说，这是重新包装的乌托邦，一种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它不过是对当今政治所想象的“人性”样子的投射。问题不在于只有一系列反乌托邦而没有乌托邦的替代选择。而是反乌托邦和乌托邦都被挪用，通过将从野蛮到资本的时间线自然化，使资本主义看起来像是“唯一的选择”。这种模式旨在无意识地灌输一种资本主义的历史观，产生一种从田园诗般的国家宁静到反乌托邦荒地的不间断的线性表象。设想改变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机会被抹杀，只留下缓和其破坏性的梦想（《星露谷物语》）或在天启后重新开始的梦想（《辐射》）。

来自：Bangu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