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战争与处于隐瞒下不正义与虚假的和平——战争没有发生，但和平已经终结《机动警察2 和平保卫战》
当一个国家的和平是建立在遗忘历史、逃避责任与体制扭曲之上时，这份和平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刺破那层名为“和平”的泡沫，正视被遮蔽的战争记忆与现实矛盾
押井守：
对我来说，唯一的机动警察就是剧场版2。这是我能骄傲地称之为‘自己的作品’的唯一一部
本片的诞生直接源于主创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反应。编剧伊藤和典与导演押井守都明确反对1992年日本政府向柬埔寨派遣自卫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UNTAC）的决定。
在伊藤和典最初的构想中，剧本并非现在的样子。他曾透露，最初的企划案是基于OVA系列中“特车二课最长的一天”（即“天堂的末日”篇章）的翻拍，讲述自卫队内部的叛乱。但押井守认为，与其讲述政变，不如将“恐怖分子利用政变作为幌子制造混乱”作为电影的核心创意会更好。
这一思路的转变，使得电影从单纯的内部叛乱，升维至对国家体制“拟态”与“虚构性”的批判。伊藤和典在构思时，刻意切断了与HEADGEAR其他成员的意见交换，独自完成了这个揭露“和平国家”虚伪性的剧本。这种孤独的创作状态，恰好契合了电影中那种冷彻、疏离的观察视角。
电影最核心的主题，是对日本战后“和平”本质的彻底怀疑。这种“和平”被押井守和伊藤和典视为一种建立在逃避现实与机会主义之上的“虚假和平”。
电影开场那场令人窒息的柬埔寨战场戏，直接取材于真实事件。1993年5月，日本警察高田晴行在柬埔寨执行维和任务时殉职。当时日本维和部队受限于严格的PKO法案，在遭到伏击时，只能等待被击中后才被允许还击，这种荒唐的规则直接导致了伤亡。
伊藤和典在访谈中指出，这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宪法第九条及战后体制。为了将国防责任转嫁给美国以换取经济复苏，日本建立了“不保持战争力量”的宪法，随后又为了应付国际压力，捏造出了“自卫队”这种畸形的武装力量。押井守在电影中将这种矛盾具象化：装备精良的自卫队在面对袭击时只能躲在装甲车后瑟瑟发抖，指挥官反复向上级请求“反击许可”却被告知“等待”
在押井守看来，当时的日本正处于一种“只要不打仗就是和平”的麻木状态，这种和平拒绝正视现实中的暴力与风险，本身就是一种“不正义”。
参考
https://jurojin.net/animes/patlabor-2-the-movie-1993-analyse-signification-politique/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A9%9F%E5%8B%95%E8%AD%A6%E5%AF%9F%E3%83%91%E3%83%88%E3%83%AC%E3%82%A4%E3%83%90%E3%83%BC_2_the_Movie
https://jurojin.net/animes/patlabor-2-the-movie-1993-analyse-signification-politique/
驳船对话——荒川质问后藤：“比起‘不正义的和平’，‘正义的战争’是否更有价值？”
荒川：
「後藤さん。俺たち警察官、自衛官が必死に守ってきたものは何なんですかね。
最後の戦争からもう半世紀。あなたも私も、生まれてこのかた戦争を知らない。
平和。我々が守るべき平和。
この国、この街の平和とは何だったのか。
かつての総力戦とその敗北、米軍による占領政策、つい先まで続いていた核による抑止とその代理戦争、そして今なお世界の大半で繰り返される内戦、民族紛争、武力闘争。
それら無数の戦争によって総合され、支えられてきた、血まみれの経済的繁栄。
これが我々の平和の正体だ。
戦争の恐怖の上に成り立った、あの手この手の平和。
よその国々の戦争で正当な代価を払い、それから目をそらし続けてきた、不正義な平和。 」
荒川指出，日本战后的经济复兴与繁荣，是建立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特需”，以及在冷战结构下提供美军基地等——即在他国发生的战争与纷争——的基础之上的。他指出，这就是“和平”背后“看不见的战争”的共犯结构，国民无视（或忘却）这一结构，从而享受着富足，却通过和平宪法将军事风险与道德责任排除在外。这种繁荣被定义为“不正义的和平”。
後藤：
「そんな火薬の臭いのする平和でも、それを守るのが俺たちの仕事だ。 たとえ不正義な平和でも、正義の戦争よりはるかにましだ。 」
后藤在理解荒川所说的“非正义的和平”结构的同时，仍主张比起引发“战争”这种事态，即使充满欺瞒，维持“和平”这一状态更有价值。后藤将现实稳定置于理想论之上，秩序的存续（哪怕是虚伪的秩序）也优于秩序崩溃后的暴力状态（战争）。后藤深知“正义的战争”往往只是意识形态的幌子，其带来的破坏远大于其所宣称的价值
荒川：
「正義の戦争がお嫌いなのはよくわかる。それを口にする連中に碌な奴がいないこともな。その舌先三寸で騙されて、悲惨な目に遭った人たちのリストは歴史図書館を埋め尽くす。
だが、あなたも知っているはずだ。 正義の戦争と不正義の平和の差はそう明瞭なものじゃない。
“平和”という言葉が、ペテン師どもの“正義”になってから、我々は自分の平和を信じられなくなった。
戦争が平和を生み、平和が戦争を育てる。
“ただ戦争でない”という消極的で空虚な平和は、いつか“実体としての戦争”によって埋められる。そう思いませんか。
確かにその果実を享受しながら、戦争をスクリーンの向こう側に追いやり、ここがただの戦線の背後であることを忘れる。いや、忘れたふりをする。
この欺瞞を続ければ、いつか天罰が下る。」
荒川断言“正义的战争”这一概念本身，在历史上一直被统治者用作欺骗民众的修辞工具。在此基础上他指出“非正义的和平”也不过是将战争的缺席视为“和平”的虚构，其内部蕴含着战争的种子。
这种通过媒体将远方的战争与“自身”切割、通过忘却而成立的“和平”柘植所揭示的“现实”
战后日本人陷入了一种集体性的自我欺瞒：明知和平是建立在战争威胁之上的，却假装战争与自己无关，这种“空虚的和平”最终会引来更具实体的暴力
後藤：
「天罰？ 誰が下す？ 神様か。」
荒川：
「この街にはね、神様みたいな奴がごまんといるんですよ。 そこにいながら、自分で見ることも触れることもできない現実のすべてを知っている。何もしない神様。
神様がやらないのなら、人がやる。」
荒川将当权者、情报机构的首脑（或者像他自己或柘植那样的人物）比作“神”。他们掌握着情报，在自己“头脑中的宇宙”（即理念或战略）里是全能的，但对于其外部的现实却无能为力。
连那种“无能之神”都无法达成的现实变革，“人”却会强行去尝试。柘植发动的未遂政变（对现实的介入）正是如此，而阻止它（即对现实负责），正是后藤、荒川，以及作为观众的“人”的职责所在
神也可以解读为指代战后在美军保护伞下丧失政治主体性、逃避历史责任的日本国民。他们通过电视等媒体“知晓”一切，却无需行动，也拒绝判断。既然“神”（国民/体制）不作为，那么“人”（如剧中的拓植行人，或者更广泛地说，试图打破这种欺瞒的行动者）便会站出来，以暴力（战争）的方式强行赋予现实以“真实感”
荒川：
“后藤先生。作为警察，作为自卫官，我们拼命守护的究竟是什么？
距离上次战争已过去半个世纪，我与你都出生后从未经历过战争。
和平，我们应当守护的和平。
但这个国家、这个街区的和平到底是什么？
曾经的总体战及其败北，美军的占领政策，直到前不久还在持续的核威慑下的冷战及其代理战争，以及如今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反复发生的内战、民族冲突、武力纷争。
正是由这无数的战争所合成、支撑起来的、血淋淋的经济繁荣。
这就是我们和平的真面目。
建立在战争恐惧之上的、不择手段的和平。
在别国的战争中支付了正当的代价，却对此不断移开视线的、不正义的和平。”
后藤：
“就算是这种充满火药味的和平，守护它也是我们的工作。 哪怕是不正义的和平，也比正义的战争好得多。 ”
荒川：
“你讨厌正义的战争，我很明白。曾经把这话挂在嘴边的家伙没一个好东西，被那些花言巧语欺骗而遭遇惨剧的人们的名单足以填满历史图书馆。
但你应该知道，正义的战争与不正义的和平，其差别并没有那么明显。
自从‘和平’这个词汇成为了骗子们的‘正义’，我们就再也无法相信自己的和平了。
正如战争催生和平，和平也会催生战争。
仅仅是‘并非战争’这种消极而空虚的和平，迟早会被‘作为实体的战争’所填补。你没这样想过吗？
一边确实地享受着成果，一边将战争推到屏幕的另一边，忘记这里仅仅是战线的后方。不，是一直假装忘记。
继续这种欺瞒，迟早会遭到天罚。”
后藤：
“惩罚？谁来降下？神吗？”
荒川：
“在这个街区，谁都是像神一样的存在啊。身在其中，却能知晓那些无法亲眼看见、亲手触及的一切现实。什么都不做的神。 神不做的话，就由人来做。”
南云逮捕柘植前的对话
柘植寄给南云的信：作为“预告”的圣经片段
柘植从海外派遣回国后，给南云寄了一封信，信中引用了圣经章节：
我、地に平和を与えんために来たと思う勿れ。我、汝等に告ぐ。然らず、むしろ争いなり。今からのち、一家5人あらば3人は2人に、2人は3人に分れて争わん。父は子に、子は父に。母は娘に、娘は母に
南云最初将这段文字理解为柘植在“讲述他在PKO派遣地的经历”，然而柘植否定了她的解读，并告知她意识到时已经太迟了
信的真正面目是犯罪预告，这段圣经经文象征着柘植即将在东京引发的“虚假战争”的本质，同时它本身就是一纸犯罪预告。父子”、“母女”等最亲密关系的分裂，与片中描绘的“警察与自卫队的对立”这种本应协作的组织间分裂，以及使整个社会陷入疑神疑鬼的状态相互呼应。柘植在寄出这封信时，应该已经规划好了后续恐怖活动的框架。这封信是仅寄给南云的“挑战书”，是他个人思想的宣言。
柘植
この距離からだと、あの都市も幻のように見える。君もそう思わないか？
对于从战场归来的柘植而言，和平繁荣的东京景象，不过是建立在战争这一现实之上的空虚“幻象”。他试图通过袭击湾岸地区的“虚构的恐怖袭击”，来揭露这和平的脆弱性。
南云
いいえ。私はあの中に人が住んでいることを忘れられない。悪い人もいる。善い人ももっと多くいる。野心的な人もいる。しかし、多くの人は満足している。特別な人もいる。しかし、大多数は普通の人だ。彼らは幻なんかじゃない
努力活在日常中的普通人的存在才是现实，是应当守护之物
南云
今，こうしたあなたの前に私は幻ではないわ
告诉柘植不要看她存在于柘植认知中的过去的自己，而要看着此刻作为现实存在于这里的自己
https://spice.eplus.jp/articles/285200
https://ameblo.jp/yoshiko-sakakibara/entry-12629209284.html
从我查到的资料来看，编剧伊藤和典分析南云这类女性容易被柘植这种“强势男性”所欺骗；角色设计师高田明美则认为，柘植对南云的感情“近乎支配欲”
南云断言自己“并非幻影”，这否定了柘植心中那个“作为过去回忆的南云”的幻影，并表明了自己是存在于“当下、现实中的警官南云”。她亲手斩断了柘植在信中所展示的“分裂”连锁
失能的政府
1999年，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日本自卫队小队在柬埔寨遭遇伏击。指挥官柘植行人反复向上级请求还击，却因“禁止在海外行使武力”的宪法限制而两次被拒。最终，除柘植外全员阵亡。
基于日本战后体制的政府为了维护“和平国家”的幻象，决策者宁可牺牲一线士兵的生命，也不愿承认现实的残酷。柘植后来成为恐怖袭击的主谋，其动机正是要撕碎这层虚伪的和平面纱。
横滨湾大桥袭击
一架F-16战斗机发射导弹摧毁大桥，而这架飞机被证实是从驻日美军基地盗取的日本自卫队战机。日本政府的反应不是追查真相，而是：
否认与掩盖：政府首先否认涉事飞机属于自卫队，试图切割责任
制造替罪羊：将三泽基地的指挥官逮捕，声称基地管理不善
压制信息：对自卫队的抗议活动采取高压手段，而非沟通
真相不重要，维护体制的权威和“和平”的表象才是第一要务
面对横滨湾大桥袭击选择否认、掩盖、推卸责任导致自卫队与政府对立加剧
自卫队基地抗议选择动用警察压制导致警察与自卫队关系恶化
面对东京上空“幽灵战机”事件选择宣布戒严、动员军队导致恐慌扩散、政冶混乱加剧
面对直升机攻击通信中枢无法有效指挥导致事实上陷入瘫痪
政府官僚们关心的不是民众的安全，而是“个人政冶利益”和“维持和平的体面”。当自卫队情报官荒川对后藤和南云说出“这已是名实相符的战争状态”时，政府高层仍在用和平主义的辞藻粉饰太平
警察与自卫队被政冶操弄的对立
对立根源
政府主动制造警察与自卫队的对立。当自卫队基地发生抗议时，政府下令警察出动“维持秩序”。这看似正常的命令，实则包藏祸心：
当平民领导层最初通过错误地指责自卫队来制造麻烦时，随后又将错误归咎于警察，让事态进一步恶化
政府通过这种方式达成双重目的：一是转移舆论焦点，二是让两个武装力量互相牵制，防止任何一方坐大
相互猜忌
警察与自卫队之间的不信任如何被危机放大：
自卫队视角：认为警察只是政客的工具，缺乏对国家安全的真正理解
警察视角：怀疑自卫队借机发动政变，威胁文官统治
政府操纵：通过信息管控和命令传达，刻意制造误解
这种对立在“幽灵战机”事件中达到顶峰。当雷达显示三架F-16逼近东京时，自卫队防空系统陷入混乱——他们不知道这是黑客制造的幻象，还是真正来自叛军的攻击。而政府对此事的处理方式是继续掩盖，进一步加深了各方的猜疑
这一设定与1990年代初日本的社会氛围密切相关。海湾战争后，日本政府面临是否修改宪法、允许自卫队参与海外军事行动的争论。影片中警察与自卫队的对立，正是当时日本社会分裂的缩影：和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的鸿沟，在危机面前不仅没有弥合，反而日益扩大
第二课的“私兵化”成为体制之外的最后防线
后藤与南云成为体制内的异类
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而是在体制内生存多年的“老狐狸”。后藤以玩世不恭著称，南云则背负着与柘植过去的感情纠葛。两人都对体制的虚伪有清醒认识，却选择留在体制内，因为“在外面无法改变任何事”。
当危机爆发、政府陷入瘫痪时，是这两个“体制边缘人”站了出来。
抗命与脱逃：在被停职软禁后，后藤和南云袭击看守警察，驾车逃脱
私兵集结：重新召集已分散各地的原第二课成员，在地下铁废弃通道设立指挥部
法外行动：在没有上级授权的情况下，对柘植的据点发动攻击
第二课在《机动警察》系列中本就是一支特殊部队——他们负责驾驶被称为“Labor”的巨大机器人，处理普通警察无法应对的案件。本作中二课
技术：拥有最先进的Labor和后勤支持
人事：成员关系超越了职场，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战友
行动上：可以脱离正常指挥链运作
当正常秩序崩溃时，这支“体制内的异类”反而成为唯一有效的力量。当法治国家无法应对危机时只能依赖“法外”的力量
荒川的被默许逮捕
后藤在行动前“促成”了自卫队情报官荒川的被捕。荒川是柘植的旧部，也是后藤的情报来源。他的被捕不只是是“清除内鬼”，还是
合法性掩护：通过牺牲荒川，后藤为第二课的行动争取了时间
体制的默许：逮捕荒川的官员对第二课的行动“从不质疑其合法性”
共犯结构：体制内外的界限在这一刻变得模糊——大家都在等待有人打破僵局
体制并非真正“失能”，而是需要有人替它承担“肮脏工作”。第二课的行动是被默许的“私兵行为”，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柘植行人是恐怖分子还是爱国者？
柘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派，而是体制的“产物”与“牺牲品”。柬埔寨的惨剧让他看清了日本和平体制的虚伪：和平不是靠理想维持的，而是建立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伞和对海外冲突的“选择性失明”之上。
柘植
日本在假装和平，而实际上一直在从外国战争中获利
恐怖行动的真正目的
柘植发动的恐怖袭击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不是推翻政府，而是“唤醒”日本社会：
撕碎和平的幻象：通过军事攻击让民众意识到战争的现实
暴露体制的脆弱：展示政府在危机面前的无力
打破宪法禁忌：迫使日本直面自卫队的角色和日美安保体制的问题
他的行动手段是“恐怖主义”，但其诉求却带有某种“爱国”色彩。
押井守这里拒绝简单地妖魔化反对者，而是让观众思考“体制的暴力”与“反体制的暴力”之间的辩证关系。
最后柘植被捕。但他真的失败了吗？在与南云的对话中，他说出意味深长的话：
我只是想看看这座城市的未来
柘植的目的已经部分达成。东京经历了一场“战争状态”的模拟，民众被迫面对和平的脆弱。无论后藤和南云如何努力，日本已经不可能回到危机前的状态。柘植的模拟战争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和平体制下的暗面。
宪法第九条与日美安保
对战后体制的质疑
《机动警察2》的核心批判对象是日本战后体制的两大支柱：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和日美安保条约。
这一体制的纯在很多内在矛盾：
法律上禁止海外派兵导致自卫队陷入被动结果导致柬埔寨惨剧
主权上 美国军事基地在日本领土上的特权导致战机从美军基地被盗
意识上“和平痴迷”导致现实感丧失导致政府高层的应对不力
国际上 依赖美国保护伞，缺乏自主防卫能力产生了美军可能介入的威胁的问题
海湾战争没有发生
本作创作正值海湾战争之后。这场战争在押井守和编剧伊藤和典眼中，是一场电视直播的虚拟战争——真实的杀戮被转化为媒体报导，观众在屏幕前消费“战争”却感受不到其残酷。
影片中横滨湾大桥被袭的场景，刻意模仿了海湾战争中美军“智能导弹”的电视画面。新闻播报中将“湾岸大桥袭击”与“海湾战争”的发音相混淆，暗示两者本质相通都是被媒体包装、被政客利用的“模拟事件”
从柬埔寨到东京：战争的连锁
影片构建了一条因果链：柬埔寨的失败（海外）→ 柘植的愤怒与计划（个人）→ 东京的危机（国内）。这条链条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日本不可能通过“不参与战争”来隔绝战争的影响。和平体制的维持，恰恰依赖于对海外冲突的某种“参与”（如向美军提供基地、为联合国行动提供资金）。这种间接参与反而让日本更脆弱。
本作演出
押井守在本片中大量使用“媒介中的媒介”手法：我们看到的画面，往往是角色从电视屏幕中看到的画面，这种手法制造了强烈的疏离效果
与《攻壳机动队》类似，押井守在本片中大量使用冷色调、缓慢的运镜、大段的对话场景，通过这种风格，押井守让观众也成为事件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
充斥大量没有对白、没有人物只有风景的空镜头：后藤和南云在车内等待时的对话，镜头却长时间聚焦于车内加热中的水壶。传达了“被困于体制、只能被动等待”的无力感
音乐与沉默
川井宪次摒弃了前作的电子摇滚风格，采用了极简主义的氛围音乐与民族打击乐。音乐往往是“缺席”的，只在关键场景出现，这种沉默营造了一种压抑的氛围，与本作的政治批判相呼应：当体制沉默时，只有暴力能打破沉默
本作的创作背景：90年代日本的焦虑
海湾战争的冲击
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向美国提供了13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却因宪法限制无法派兵参战。国际社会批评日本“只出钱不出人”。国内舆论则分裂为两派：一派要求修宪派兵，一派坚持和平主义。
影片中柬埔寨的场景，正是对这一困境的回应：即使派兵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自卫队也因“禁止行使武力”的规定而束手束脚。
泡沫经济的破裂
影片上映的1993年，日本正经历泡沫经济破裂后的“失落的十年”。经济繁荣时期的乐观主义被焦虑和不安取代。本作中东京的阴郁氛围，正是这种社会心理的投射。
2·26事件的影子
影片中横滨湾大桥被袭击的时间——凌晨2点26分——是对1936年“二二六事件”的致敬。那场未遂政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化的关键节点。押井守通过这个细节暗示：和平宪法下的日本，仍然可能重蹈历史的覆辙
战后对立的三种思想
“对‘战后’的盲目信仰” —— 大多数日本人
这是指大多数日本人那种不加批判地相信战后日本的日常将永恒持续的态度。剧中并非通过具体角色来表现，而是通过“东京这座城市”本身，或是被电视画面中的“信息”所左右的群众来呈现
“对‘战后’的达观与妥协” —— 后藤与荒川
这是“虽知晓政治的真相，却在‘战后’这一压倒性的幻想面前放弃抵抗、选择妥协”的立场。他们通过“秘密的、密室的政治主义”，作为承担“战后”与“政治”之间矛盾的“影子角色”而战斗。
后藤
そんなキナ臭い平和でも、それを守るのが俺たちの仕事さ。不正義の平和だろうと、正義の戦争より、よほどマシさ。
“就算是那种充满火药味的和平，守护它也是我们的工作。即便是不正义的和平，也比正义的战争要好得多。”
この街はね、リアルな戦争には狭すぎる
正是因为后藤深知“正义的战争”所带来的欺骗与牺牲，他才会选择哪怕“不义”的现状和平。但这同时也表明，他并未完全摆脱“战后”这一幻想。
“‘战后’的终结” —— 柘植行人
柘植试图终结“战后”本身。
柘植试图通过将最“政治性”的现象——“战争”，直接摆在日本人面前，来实现这一终结。他所策划的“东京空袭”，并非实际的物理破坏而是一场“对战争状态的演绎”，是一种模拟
媒介化的现实与虚构的支配
几乎所有登场人物都是通过“某种屏幕”来感知世界的。驾驶员通过Labor的摄像头之眼观察战场。市民通过电视新闻了解恐怖事件。自卫队的雷达官被电子战的伪装信息所愚弄。
现代社会已无法区分现实与媒体表象的现状。剧中自卫队雷达上显示的3架战斗机，实际上是黑客攻击造成的伪装信息，无人能够目击真正的战争。
在当今时代，通过互联网和媒体，人人都获得了"全能的视角"，但人们反而对现实感到无力
主权国家日本的空洞化
整个故事中，无论是日本政府、自卫队还是警察，都无法对"恐怖活动这一例外状态"做出恰当的应对。
关键在于，尽管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异常事态"，但无人能主动做出决断。内阁总理大臣犹豫是否下令出动自卫队，官僚们忙于推卸责任，警察高层则拼命维护颜面
在本作中，美军几乎未直接登场，但其存在感贯穿全片，投下阴影。开篇设定自卫队飞机从美军基地被盗，结尾暗示"日本或许会再次回到被占领状态"——这些，都是对日本将军事安全保障委托给美国，从而丧失了独立主权国家实质的批判
看清现实
三艘飞艇在东京上空飞行，造成可能散布毒气的威胁，导致整个首都陷入恐慌。然而最终，毒气并未实际散布，“可能性的恐惧”比现实的恐惧更能麻痹社会
押井在后来的采访中，被问及1995年的地铁沙林事件时答道：“如果人们真的能认识到这种危险，那就不需要我来拍电影了。”（几原的《企鹅罐》也是这么想的）
然而，正是这种“没有发生的战争”，揭示了和平体制的脆弱。当柘植被捕、东京恢复平静时，一切似乎回到原点。但观众知道，裂隙已经产生。后藤和南云的“私兵行动”虽然成功，却暴露了法治的无力。警察与自卫队的对立虽然暂时平息，但结构性的矛盾仍在。
影片最后的镜头是东京的城市景观——高楼林立，看似和平。但押井守似乎在问：这种和平还能维持多久？
海湾战争没有发生，东京的“战争”也没有发生
本作用一个虚构的恐怖袭击，解剖了日本战后体制的核心矛盾。三十余年后的今天，当日本再次面临安全环境的变化时，这部作品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当和平的幻象崩塌时，谁来保护我们？是失能的政府，对立的武装力量，还是体制外的“私兵”？
押井守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在提醒我们：和平不是理所当然的。它的维持需要诚实地面对现实，而不是沉浸于幻象之中。
来自：Bangum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