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去殖民化日本动画研究：一篇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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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殖民化日本动画研究：一篇绪论
文章原名：Decolonising anime studies: a prolegomenon
原文出处：Japan Forum 37卷第1号 29-52页
作者：三原龙太郎
翻译：崆峒山下三脚鸦、KAFAK、正義の味方、河豚ccc、村上侑、U.N.オーエンは愛音なのか?、YDDD、Rex salsamenta、水色文书、夜深人静
校对：村上侑、幽灵在都灵、夜深人静
编辑：夜深人静
译者按：没什么新意的一篇文章，读完只能说让人回想起艾哈迈德对后殖民理论的批评，其间更多是作者个人未能依靠“本土经验”在英语学界争得话语权的怨怼，虽然引用了布尔迪厄，但却缺乏对自身在学术场域内地位的反思，而引用克利福德对西方人类学“另一个自我”的批判时，也忽视了克利福德同样不认可所谓与西方视角对立的纯真的本土经验的有效性，虽然作者坚称并非文化本质主义者，但实在看不出他在这一方面做的努力。关于拉马尔对日本本土理论家的“轻蔑”，基本征引自2006年的“御宅族运动”这篇文章，而忽略了在此后的《动画机器》中，拉马尔对东浩纪、村上隆和斋藤环等人更直接的理论交锋，以及拉马尔自身对其与日本御宅批评家关注点错位的陈述。文中关于萨义德《东方主义》（东方学）和纳皮尔、加尔布雷思等人的著作，征引的页码均以括号形式标出。参见【译文】《从〈动画机器〉开始思考》，【译文】御宅族运动（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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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认为，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领域并非不存在需要去殖民化的问题，特别是从爱德华·萨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视角来看。尽管日本动画成为英语世界高等教育机构研究和教学的流行主题已有二十余年，但对于东方主义如何影响学界对这一日本视觉文化领域的智性理解，该领域的批判性著作仍未充分审视。本文认为，在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领域对日本/日语知识分子及原始资料拥有（殖民性）权力的背景下，该领域必须得到审视——其在理解日本动画时，将一种特定的“思考风格”（如萨义德所言）奉为正统，却牺牲了日本动画本身。本文从东方主义的视角回顾该领域的主要“经典”英语文献，指出东方主义问题仍然是一头“房间里的大象”，即该问题仍在该领域中持续存在，即便该领域本身否认它是一个批判性的、甚至是相关的问题。作者以民族志自传的方式反思自己在英语和日语学术界中探索学术生涯的复杂阈限经验，并进一步揭示在学者们试图确保其在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领域中的知识与专业地位时，这种东方主义“思考风格”是如何微妙地行使其规训权力的，以及该领域如何通过武断地将这种思考风格指定为“精致的”日本动画研究方法，从而使其权威地位常态化。（关键词：动画；日本动画；去殖民化；东方主义；日本）
与世隔绝
罗兰·凯尔茨，这位如今广为人知的“日本与西方文化记者、学者和专家”（强调为作者所加）[1]，将其第一本书命名为《日美交融：日本流行文化如何席卷美国》（Kelts 2006）。该书“被认为是日本流行文化巨轮的终极指南，也是许多好莱坞制片人、全球艺术家和世界各地学者的必读物”（强调为作者所加）[2]。这本书一个有趣的方面与其说在于英文原版的内容，不如说在于一年后出版的日文译本（Kelts 2007），尤其是题为“给日文版读者的后记”的部分（315-319页）。这篇日文后记自然没有包含在英文原著中，它告知日本读者，凯尔茨的书通过满足美英读者对日本流行文化的兴趣，在英语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在反思这本书为何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时，凯尔茨（用日语）告诉他的日本读者，原因是“因为你们的文化，即日本文化，一直以来与世隔绝（あなたの文化、日本文化が今まで世界から隠れていたからだ）”（316-317：强调为作者所加）。
在这里，凯尔茨巧妙地（且惊人地）运用了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 [1978] 2019）强调为东方主义“思考风格”的修辞程序——即将东方与“世界”的其他部分脱离并使之沉默（“隐藏”），由西方著作代其发声（作为“终极指南”），随后将自身宣传为“全球性”的正典（“必读物”），同时几乎不给东方的叙述自身留出发声的空间。就我个人而言，当我第一次读到这篇后记时，我觉得凯尔茨在暗示我就是他发现的对象，就像克鲁索（译者注：即鲁滨逊，英国作家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主人公）在沙滩上看到的脚印，或者是哥伦布“发现”的“美洲原住民”。尽管凯尔茨声称日本流行文化“向世界隐藏”，但它从未对我隐藏。作为一个在日本出生、自20世纪70年代末就深陷于日本流行文化中的日本国民，这种文化一直（且现在仍然）是我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的核心部分——仅举几例，包括《哆啦A梦》（莉露露！）（译者注：剧场版《哆啦A梦：大雄与铁人兵团》的女主角）、《忍者服部君》（忍！忍！）（译者注：该动画男主服部贯藏的口头禅）、《超宇宙刑事卡邦》（变身！Jouchaku!）（译者注：卡邦变身时的台词。）、《巨人队的奇迹 童梦君》（简称《童梦》）（彩虹闪耀魔球！）（译者注：该动画中的招式）以及《霸王大系龙骑士》（三重野瞳！）（译者注：该动画TV版的op和ed歌手）。凯尔茨对日本流行文化的解释方式，委婉地说，完全违背了我自身的真实生活体验。
莉露露，剧场版《哆啦A梦：大雄与铁人兵团》的女主角
当然，凯尔茨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尽管如此，正如本文旨在证明的那样，支撑其文字的东方主义修辞并不局限于此类关于日本流行文化的普及性英语著作（更多近期的例子见Baudinette 2022，尤其是他对Alt 2020的批评），而实际上正活跃在英语世界关于日本动画研究的学术领域中。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领域可以说发挥了萨义德（[1978] 2019）所称的“体制化机构”的作用，通过它，关于日本动画的正典理解被（再）生产出来——即一个包含学者、学科（例如日本研究和媒介研究）、大学、“一手”文献和“二手”文献（期刊和专著）的知识组成网络（参见Berndt 2018; Koulikov 2020）。本文旨在强调，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领域因未能正视其自身的东方主义导向而长期保持着东方主义色彩，并旨在阐明东方主义在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领域的学者塑造过程中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换言之，本文通过论证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领域已无法逃避去殖民化的审视，力求与近年来在欧美高等教育机构研究和教学中广泛开展的“去殖民化”倡议相呼应（参见Arshad 2021）。
我基于对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权威文本的批判阅读来开展分析，同时也是对我个人在该特定学术领域中职业生涯的民族志自传式反思 (参见平野邦辅 2024) [3]。在简要介绍东方主义的关键特征、相关争议及其与日本的特殊关联后，我认为前述的东方主义式的思考风格，在英语世界的经典日本动画研究中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也即，我意在指出这些研究是如何通过修辞上的“努力”，将自己塑造为日本动画研究的学术权威，并且对日本的相关研究及著作加以否定。随后我反思了自己在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领域的学术承诺，以此挑明我在这一学科中所面临的规训过程：那些微妙的——有时甚至是明确的——来自同侪的压力，企图令我接受一种支配性的东方主义思考风格。换句话说，我解释了自身是如何遭受规训的，或者说，被鼓励自我规训的，并由此习得如何摈弃我对日本动画的那些显然而核心的日常经验。这一反思表明此种规训权力的持续运作，很可能是由于一种布尔迪厄意义上的精致性认知——或者说，文化资本——导致这种思考模式内化到了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中。因此，正是通过提纯日本动画研究中的东方主义倾向，学者生涯中那些至关重要乃至成为学术生涯核心资本的要素才能够得到保障，包括学位、著作、经费、教职，还有那虚无缥缈、被尊为日本动画“权威”的名声。
对东方主义与日本的简要回顾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中译本译作《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一书，让西方知识分子和学术机构构建的、关于“东方（包括日本）”的生活与文化话语广为传播，这一话语几乎不作为中性的科学理论存在，而是在西方殖民权力凌驾于东方的背景之下，具有极强的政治意味。萨义德将东方主义定义为西方试图在学术层面对东方进行智性理解的一种“思考风格”。也就是说，东方主义关乎西方学术模式在智性活动中与东方的联结，且典型地体现在其表述东方时的修辞层面（20–21: 亦见于Clifford 1986, 1988）。这一修辞风格包含如下的话语策略，即由西方代替东方进行呈现，若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cf. Marx [1869] 1963），便是“西方不得不代劳贫瘠的东方来表述东方自身”（Said [1978] 2019, 21）。结合福柯“作为权力的话语”这一命题（cf. Foucault [1977] 1995, [1972] 2010），萨义德（[1978] 2019）也提出了质问：东方主义思考风格的殖民霸权，是如何通过压制东方在智性活动上表述自身的自主性，进而在历史层面行使其话语权力的。换句话说，东方主义思考风格在修辞上将东方定位为“沉默的他者”，而非作为西方平等的“对谈者”（Said 1985, 93）。
萨义德（[1978] 2019）也强调，东方主义思考风格并不仅仅是偶然的修辞选择，而是西方在表述东方时所构建的一套专门的“系统性学科”——这一思考风格涵盖了整个西方的“体制化机构”，其规训了人们在智性活动层面对东方进行解读的方式：
……我们可以将东方主义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主义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我的意思是，如果不将东方主义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Ibid.)（译文引自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根据萨义德所述（[1978] 2019），具有“自己的社会、期刊、传统与词汇”(67)的东方主义式西方学术机构，其关键问题之一便是，未经东方许可便将东方主义思考风格奉为圭臬，且未给予东方任何介入的机会，从而呈现出一种“自我满足、自我强化的封闭系统”(70)。这一机构的建立基于东方主义思考风格，而非基于对东方自身的认知(22)。其通过循环论证的方式，提升自身研究的“体量、密度和互相证明的能力”(20)，从而实现东方主义文本的经典化。此种自我满足的反馈循环，将东方主义思考风格不断权威化为“一种强制性的研究共识，由各式各样的代理、机构和传统来维系”(301)——可想而知这一体系的僵化，以至于任何有志成为西方东方研究领域学术专家的人，都不得不培养一种“文本态度”，将那些所谓的经典东方主义文本置于“从现代东方现实取得的直接证据”之上，并且秉持一种“过度的文化责任感”，认为若是缺少西方东方主义研究者的阐释，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东方(289)。
……由于东方主义占据着如此权威的位置，我相信没有哪个书写、思考或实际影响东方的人可以不考虑东方主义对其思想和行动的制约。简言之，正是由于东方主义，东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东方主义……即是说每当“东方”这一特殊的实体被探讨时，与其发生牵连的整个关系网络都不可避免地会被激活。(3)（译文引自同上）
因此，西方的东方主义机构始终以牺牲东方本身为代价发展，同时也未能在机构层面与东方形成有效的互动。总的来说，东方主义，尤其是其奉为典范的思考风格，并没有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东方自身，而只是服务于西方的智识项目，帮助西方通过东方这一他者定义自身。东方主义，用克利福德（Clifford）的话来说，只是将东方视为西方的“另一个自我”，而非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
在萨义德发起的这场关于东方主义的讨论中，日本似乎处于一个相对矛盾的位置。这据说是由于自殖民时代以来，日本便一直处于西方与亚洲之间政治与文化的阈限地带——日本是少数几个未被殖民化、仅靠自身完成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少数对亚洲邻邦进行殖民的非西方国家之一（西原大辅 2005）。因此，“被殖民的日本”，也就是日本被东方主义所规训的状态，只是偶尔在英语世界的日本研究中被提及。这包括理查德·米尼尔（Richard Minear, 1980）参照东方主义理论，对巴兹尔·霍尔·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乔治·桑塞姆（George Sansom）和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等著名英语世界日本学家的话语所做的审视。
本文的旨趣在于梳理一系列反对西式东方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主要来自世代以日语写作的日本人类学家，他们均有在英语世界学术界中，一边对抗西方智识机构、一边探索自身学术方向的经历（例如平野邦辅 2024; 加藤悦子 2006; 桑山敬己 2004, 2006, 2008; 太田好信 2010）。其中最积极的反对者之一桑山敬己认为，在其所称的“人类学的世界体系”中（该体系的中心长期被英美的学术机构把持），日本被挤压到了“沉默的东方”这一边缘位置。根据桑山敬己的观点，这一世界体系通过霸权掌控了“知识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的世界秩序，并由此将日本产出的知识视为琐碎、不值得认真对待的存在，除非这类知识迎合了英语世界核心学术机构的标准与期望——无论这些知识成果在日本本土的学术语境中具有怎样的重要性。为反抗这种不平等的学术评价体系，桑山敬己提出转向日本的“本土人类学”，即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日本人类学家用日语写作的、关于自身文化与社会的研究。在桑山敬己看来，这种本土人类学将会成为日本打破西方东方主义话语沉默的通路（参见桑山敬己 2008）。
如今，日本对西式东方主义机构的反对，已从强调自身的本土性，转向剖析东方主义如何塑造个体的学术生涯与实践，也即反思学者个体对东方主义的切身经历。例如，人类学家平野邦辅认为，在全球化的当代世界，为日本本土学者和非本土学者划定清晰的界限已不再可能，也不再恰当。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包括平野邦辅本人）都选择追求跨国性的学术生涯，例如在英语世界的学术机构获得学位后赴日本的大学任教，同时用英语和日语出版著作。平野邦辅将英语世界的日本研究领域视为一个竞技场，东方主义的“复杂的权力关系（複雑な権力関係）”在此巧妙地渗透于学者的“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和学术活动（日常生活での実践や学術活動）”（同上），他呼吁学者对自身在应对该领域东方主义机制时的个人经历进行更多自我反思。平野邦辅援引“个人即政治”的理念指出，唯有通过这类个人化的反思——无论其表面上显得多么琐碎——才能揭示西式东方主义机构对学者的微观压迫性权力，以及这种权力如何影响学者的学术生涯。这具体包括：学者被潜移默化地要求内化东方主义思考风格，即平野邦辅所言的“西洋的宏大叙事（西洋のマスターナラティブ）”；当向英语读者呈现日本的研究成果时，英语世界日本研究领域的同侪会施加微妙压力，要求学者的研究贴合东方主义思考风格（另见加藤悦子 2006; 桑山敬己 2006）；以及该领域对日语研究成果的严重忽视（平野邦辅 2024）。平野邦辅指出，最有资格通过这种民族志式的自传反思来质询该领域东方主义的学者，是那些在日语圈和英语圈学术界的阈限“缝隙”中经营职业生涯的人。换句话说，日本对东方主义批判的切入点，似乎正从个人的本土视角转向其阈限立场（另见太田好信 2010）。
日本动画研究中的东方主义
英语世界学术界的日本动画研究，伴随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日本动画在全球的普及与向西方的传播而发展。尽管这一研究领域尚未以独立的形式确立，但它通过灵活融合多个学科、适配各类出版平台，形成了松散的学科凝聚力，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电影研究（例如拉马尔 2009, 2018; 纳皮尔 2001）；媒体与传播（例如施泰因伯格 2012）；政治经济学（例如达略特-布勒和奥马兹金 2017）；文化研究（例如莱纳德 2005）；粉丝研究（例如加尔布雷思 2019）；旅游学（例如西顿等 2017）；人类学（例如艾莉森 2006; 康德里 2013）；以及日本研究（包括本刊：例如丹尼森 2023和三原龙太郎 2020）。
从学科诞生之初，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是否存在东方主义倾向，就一直是学界断断续续却从未停止的担忧。事实上，早在1998年，文化研究学者上野俊哉（1998）就警告，日本动画电影《攻壳机动队》在西方的流行与西方对其的痴迷，鲜明体现了莫利（Morley）和罗宾斯（Robins）（1995）所称的“技术东方主义”，这部电影也成为西方延续对日本的东方主义凝视的新学术平台。电影学者和田光代（2010）批评道，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实际上正试图以牺牲日本动画本身为代价构建“全球性”的研究范式，其方式是过度引用领域内的经典著作，却忽视日本本土的日本动画体验。与此同时，身处人类学领域的笔者（三原龙太郎 2010）指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状态实则陷入了东方主义的衔尾蛇式闭环——即一种封闭的、自利的反馈循环，研究者关于日本动画的论述仅指向自身理论，而非被研究的作品本身（就像神话中咬着自己尾巴的衔尾蛇）。最近，社会学家小熊英二（2018）也表达了担忧，认为伴随日本动画和漫画在全球的传播，“一种新的东方主义正在兴起”，并呼吁“研究者等相关责任者”明确认识到这一问题。
但时至今日，英语世界主流的日本动画研究不仅未严肃对待自身的东方主义倾向，反而倾向于忽视其重要性。这种忽视似乎源于苏珊·纳皮尔——据称她是英语世界学术界日本动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也是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在其专著《从印象主义到日本动画：西方认知中的日本——幻想与粉丝文化的化身》（Napier 2007）中，纳皮尔认为萨义德（[1978] 2019）的东方主义理论并不必然适用于西方对日本动画的研究。她将东方主义狭义地限定为西方基于对东方的敌视性种族主义，对东方做出的僵化刻板表征（Napier 2007, 9），并提出美国对日本动画的喜爱并不直接适配萨义德的理论框架（10）。纳皮尔认为，日本动画进入西方后，为西方的日本动画粉丝构建了一种“幻想图景”（11），使其获得了精神愉悦（Ibid.），粉丝能在这一图景中暂时逃离或弥补自身平淡的西方日常生活。她指出，西方与日本动画的这种积极联结，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东方主义中必然存在的负面种族主义倾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些负面元素往往能被西方与日本之间的积极互动所平衡”（8），而美国与日本动画的互动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我看来，纳皮尔对东方主义重要性的低估，不仅源于她对东方主义的误解，更是对东方主义思考风格的直接复刻。首先，她将东方主义不合理地限定为仅基于西方对东方的敌视性种族主义的话语，这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相悖。萨义德（[1978] 2019）明确指出，东方主义的践行者中，不乏对东方怀有“极致的热情”（5）乃至“善意”（293）的西方人，这从逻辑上意味着，西方对东方的积极态度并不能使其自动摆脱东方主义的桎梏。直白地说，萨义德的观点暗含：西方对东方的东方主义式冒犯，既可以通过负面的种族主义实现，也可以通过看似积极的追捧完成。美国粉丝对日本动画的热情，本应置于这一复杂语境中审视，而非简单将其视为消解东方主义的因素。也就是说，纳皮尔（以及美国的日本动画粉丝）对日本动画的热情，仍可能构成一种东方主义式的冒犯。
此外，纳皮尔在否定西方对日本动画的表征中存在东方主义的重要性时，其表述方式也修辞性地复刻了东方主义思考风格。如上所述，东方主义思考风格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西方与东方之间缺乏平等的互动，东方被修辞性地塑造成西方的“沉默的他者”（Said 1985, 93）。显然，纳皮尔在得出“西方对日本动画的认知中，东方主义并非严重问题”这一结论时，并未与日本进行平等的学术互动。这一结论是她单方面得出的（Napier 2007, 6），且据称基于她“自己对日本的认知——不仅是作为研究领域，更是作为在战后美国成长的美国人的认知”（10）；她称自己提出这一观点的动机和主要灵感（3），来自于她在德克萨斯大学研讨会上与学生的对话（Ibid.），以及与日本动画粉丝圈的交流（4），而这些粉丝圈几乎均为欧美粉丝圈。当纳皮尔宣称西方不必（且不会）过度担忧其在日本动画研究中的东方主义倾向时，日本在其话语中始终处于沉默状态，未被给予发声的空间。因此，她在著作中以话语方式压制日本的表达，正是东方主义思考风格的鲜明体现。
纳皮尔甚至进一步主张，日本动画对西方人而言是“有用的”（Napier 2007, 12），是西方人颠覆、弥补或暂时逃离自身困境的工具：
我还想指出，至少对于日本文化而言，“幻想图景”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逃避。在启蒙理性日益受到质疑的世界中，从木刻版画、禅宗到如今充满日本动画爱好者的世界——这些幻想图景能够为人们提供构建或感知现实的另类方式。……日本动画的叙事甚至动画媒介本身，能向观众呈现不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或含蓄或明确地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提出质疑。(Ibid.)
正如我们此前所指出的，这也是典型的东方主义修辞——将东方视为西方的“另一个自我”(Clifford 1988, 272)，即单方面将东方作为理解西方自身的工具，从而忽视东方的自主性。不言而喻，日本动画并非专为西方而存在。当然，正如纳皮尔在另一部作品中所提及的（Napier 2001, 240），日本动画或许能拓宽西方“18岁女高中生”的认知视野，但这一功能并非日本动画值得研究的核心原因，因为日本动画的存在并非只为启发或解放西方主体。因此，纳皮尔在否定东方主义在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领域的重要性时，其论证本身就是对东方主义的复刻。[4]
令人惊讶的是，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领域似乎集体认同了纳皮尔（2007）对东方主义的轻率否定。事实上，《日本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该书的评论文章（Martinez 2009），称纳皮尔试图在英语世界的日本研究/日本动画研究中更多关注东方主义积极面的尝试是“一项重要的努力”。《太平洋事务》杂志的另一篇评论（Bolton 2009）则将这本书评价为“对日本各类历史文化风潮的良好介绍”，甚至未提及纳皮尔试图消解东方主义重要性这一问题。至少在我看来，东方主义不仅在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领域被剥夺了其应有的研究地位，该领域甚至刻意回避这一议题。毕竟，对于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而言，东方主义俨然是“房间里的大象”。
或许正是东方主义在该领域的这种“无名化”状态，使得该领域始终能以东方主义的方式研究日本动画的核心议题。例如在日本动画御宅族研究领域，托马斯·拉马尔的研究就值得就此展开探讨。拉马尔是公认的“日本动画影像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5]，在其探讨御宅族生活方式全球兴起的智性意义的著作章节中，拉马尔(2006)言辞上贬低日本/日语世界的相关研究文献，称其构建的“话语”会阻碍日本动画理论的发展。当提及东浩纪、村上隆和冈田斗司夫等日本主要学者关于御宅族的研究时，拉马尔写道：
然而，尽管此类论述在理论抱负与概念洞察上都可圈可点，但它们却未能形成一种关于内在性或动画本身的系统性理论；相反，它们更倾向于建构一种有关动画的话语体系，换言之，一种对动画的力量诉诸以纯粹内在性框架的话语。就此而言，这种关于动画与御宅族的论述与其说是一种批判性的介入，毋宁说是后现代性或信息时代的一种症候性表征。尽管如此，在笔者看来，该话语就评估动画与御宅族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呈现出了真正的新颖性与差异性而言极为重要，并为批判性思考动画和御宅族开辟了可能性。它或许无法提供一套针对动画与御宅族的内在性批判理论，但它却为后者的建构指明了方向。（译文引自屋顶翻译“御宅族运动”）
此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拉马尔在研究日本动画和御宅族时，刻意回避将日本学者定位为平等的学术对话者。他通过剥夺日本学者研究的“理论”地位，在自身与日本学者之间构建了话语层级，暗示日本学者的研究充其量只是一种“话语”。但拉马尔并未明确说明，为何东浩纪等学者的研究不配被称为“理论”。他仅暗示，原因在于“其理论范式似乎更侧重于定义一个历史时刻、推广一组对象或确立一种身份认同，而非直面根本问题。”。在此，拉马尔似乎认为自己比日本学者更有资格界定理解日本动画的核心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贬低东浩纪等人研究的学术价值，试图确立自身作为日本动画理论唯一构建者的地位。拉马尔将这些日本学者仅仅视为御宅族现象的组成部分，而非能够独立对御宅族进行批判性研究和学术介入的主体，以此修辞性地压制他们的学术自主性。拉马尔并未参与东浩纪等人关于日本动画御宅族的理论对话——其理论对话者几乎均为西方学者，包括安东尼奥·奈格里、米歇尔·福柯、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加塔利和雅克·拉康。显而易见，拉马尔将东浩纪等日本学者粗暴地置于从属和边缘地位，将其视为自身构建日本动画和御宅族“理论”的垫脚石——一个集体的“沉默的他者”(Said 1985, 93)。
因此，拉马尔的这一章节整体上可被解读为，其秉持着东方主义式的“过度的文化责任感”(Said [1978] 2019, 289)，在英语世界学术界中代表日本的日本动画和御宅族研究者进行发声。在我看来，这是东方主义的又一直接体现。拉马尔更热衷于将东浩纪等学者归为御宅族现象的一部分，却不愿反思自身的研究或许正遵循着东方主义的运作逻辑。拉马尔(2009)曾将塑造和生产日本动画的物质条件描述为“动画机器”（译者注：拉马尔在《动画机器：动画的媒体理论》中，借助德勒兹、加塔利等思想家的理论，在日本动画的物质性中发现了一种本源的机械力量，一种通过技术实践实现人造空间的能力。这种机器是一种先于物质工具和操作技巧而存在的抽象，亦译动画的机械论）。然而，他似乎并未——或者说无法——意识到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中另一台“机器”的存在：一台东方主义的机器，正是这台机器将其塑造成了“日本动画领域的领军人物”。
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在核心议题上的东方主义研究路径，还体现在苏珊·纳皮尔关于宫崎骏的最新专著中（Napier 2018）。宫崎骏是日本国际知名度最高、且获奥斯卡奖的动画导演之一。在这部题为《宫崎骏的艺术世界》的专著中，纳皮尔在对宫崎骏的作品进行语境分析时，再次展现了其东方主义“思考风格”（Said [1978] 2019, 2）——即缺乏“源自现代东方现实的直接证据”（300），也就是在日本被视为常识的宫崎骏职业生涯细节。尽管出版商耶鲁大学出版社将这本书宣传为宫崎骏全部作品的“权威记述”[6]，但日本的多位动画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远非权威，反而充满了对理解宫崎骏人生和艺术的关键细节的忽视与误读。例如，《朝日新闻》知名动画记者小原笃在评论该书的日文译本时指出，对于熟悉日本本土日语宫崎骏研究的读者而言，这本书的解读难以成立（Obara 2019）。小原笃总体评价称“本书有不少让我觉得‘啊嘞？’的地方”，并指出了纳皮尔在书中忽视和误读的、对日本的宫崎骏研究者而言属于基础常识的关键事实。其中包括：纳皮尔称宫崎骏1974年与高畑勋合作《海蒂：阿尔卑斯山的少女》，1979年合作《绿山墙的安妮》，但两人实际上在这两部作品之间的1976年，还合作了《三千里寻母记》；纳皮尔未将保罗·古里莫的《通烟囱工人与牧羊女》列为启发宫崎骏艺术创作的关键动画作品；纳皮尔未能注意到宫崎骏参与过温瑟·麦凯的《尼莫》的创作，且《天空之城》中机器人士兵的设计灵感来自弗莱舍兄弟的《机械怪兽》。小原笃认为，纳皮尔犯下的最致命错误之一，是在书中错误地将《起风了》中堀越二郎设计的战机解释为零式战机，而实际上该战机是九试单座战斗机：
指出这些细节问题或许说服力不足，让我们谈谈核心错误。在《起风了》（2013）中，堀越二郎最终完成的战机是九试单座战斗机，而非零式战机。零式战机仅在影片结尾以虚化的形式出现，但遗憾的是，纳皮尔女士在这一点上出现了误读。
影片对零式战机的这种微妙回避，对于理解宫崎骏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复杂态度至关重要，因此小原笃认为，纳皮尔对此的“误读”意味着她对《起风了》的解读存在严重偏差。在此，纳皮尔在论述宫崎骏时，再次延续了其对日本动画的东方主义思考风格——她构建了自身的解读体系，却未充分参考日本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让这些研究在其这部关于宫崎骏的“权威”专著中保持了“沉默”。
东方主义在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领域的持续存在，以及该领域对东方主义思考风格的复刻，在诸多方面都令人震惊。例如，该领域对关注其东方主义倾向的少数声音的压制，就十分值得关注（上野俊哉 1998; 和田光代 2010; 三原龙太郎 2010; 小熊英二 2018）。事实上，这些声音始终处于边缘，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东方主义在该领域的深刻影响。这种持续存在也与日本研究领域形成了鲜明对比——日本研究在其学科发展史上，始终致力于审视和反思自身的东方主义倾向。而更具反差性的是，日本研究领域被认为是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最丰富的学术灵感来源之一（参见Berndt 2018）。此外，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领域的东方主义持续存在，也与其他学科领域清晰的现代去殖民化进程格格不入——例如媒介粉丝研究领域，早已提出要直面“粉丝圈的预设白人性”(Stanfill 2018, 310)的问题（另见Jenkins 2014）。总的来说，由于长期对东方主义问题视而不见，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正面临着学术诚信受损的风险。
“精致论证”
那么，我们该如何揭露并去殖民化，仍在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领域发挥作用的东方主义“思考风格”（Said [1978] 2019, 2）？借鉴平野邦辅（2024）的研究，我认为关键的第一步，是揭露并消解这种思考风格作为一种规训所蕴含的微观压迫性权力（Said [1978] 2019, 3）——换句话说，梳理这种思考风格的规训权力，在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的“体制化机构”（2）中对学者个体施加影响的过程。换言之，唯有通过民族志式的自传书写反思自身的学术生涯，直面自身与东方主义思考风格权力的博弈过程，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质疑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领域中的东方主义。尽管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领域仍普遍不愿进行此类自我反思，但需要指出的是，据我所知，至少有一位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学者触及了这一问题：文化人类学家帕特里克·加尔布雷思（Patrick Galbraith, 2019）借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98, 451）的术语，将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领域描述为一个“战场”(231)，该领域的政治斗争围绕着日本动画解读方式的学术话语权展开（Galbraith 2019, 233–241）。他呼吁相关学者对自身在该领域的立场保持“反思性”（259），从而认识并最终颠覆自身所参与的“权力关系”（Ibid.）（257, 259–260）。
因此，我意图在本节中反思自己的学术生涯——一段游走于英语与日语学术界的经历，并以此阐明我在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领域，试图谋求学术与职业地位的过程中，遭遇东方主义思考风格规训权力的个人体验。在此过程中，我将自己定位为该领域的阈限性研究者：我以英语和日语从事日本动画的研究与教学，依靠在英国和日本的大学任教维持职业生计，且这一状态一直延续至今。我拥有东京大学学士学位、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与牛津大学博士学位；曾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职讲师，现为庆应义塾大学终身副教授；以英语与日语教授日本动画，并以两种语言进行学术写作。
萨义德（[1978]2019）本人似乎并未明确阐述，东方主义思考风格是通过何种具体过程，对学者个体的思想施加微观侵略性的“辞书式规训行为”（155）（参见克利福德 1988，264）。换言之，这种“规训行为”构成了一种规训过程：当学者试图理解东方，并作为东方主义研究者在东方主义的“体制化机构”（2）中立足时，会遭遇一种“潜藏在自身被迫使用的词汇中的审查机制”（萨义德 [1978]2019，155）。
借助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1984]2010）关于“精致性”与文化资本的理论，这一规训过程的图景或可得到进一步澄清。布尔迪厄解释道，一个人对特定文化对象的“精致性”解读与参与（品味），能在特定文化场域中彰显其“文化资本”。正是这种资本，或“精致性”的认知水平，使个人能够确立自身在该文化对象研究中的权威地位。布尔迪厄强调，这种权威的确立不仅具有象征性，还带有物质层面的政治性——它赋予权威者正当性，使其能够威慑和边缘化那些缺乏同等“精致性”认知的研究者。布尔迪厄认为，在特定文化场域中，各参与者之间这种以“精致性”为媒介的社会互动，构成了一种微妙却广泛不公的政治过程：一方面，已确立学术地位的参与者得以进一步维持和再生产其权威；另一方面，这些参与者阻止他人颠覆现有秩序，同时以“精致性”为幌子，掩盖并常态化这种权力等级结构。因此，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场域正是通过这种“精致性”的政治经济机制运作的。将这一视角应用于哲学学术领域时，他写道：
哲学所宣告的最激进的问题，事实上就是质问哲学生产场域里所属成员的利益边界，亦即诘问这个场域的存在本身及其相关的规训。这一领域是哲学研究者前赴后继的历史产物，研究者们通过评论、讨论、批判、争议，将特定问题、理论、主题或概念界定为哲学研究范畴，并使其成为客观化的哲学知识；这些知识以自主的形式，要求有志于哲学研究的人必须接受，他们不仅需要将这些知识作为文化基础去了解，还需要将其作为反思前的信仰去认可，否则就会被排除在哲学研究领域之外。所有有志于哲学研究的人，都会以关乎学术生涯根本的态度，重视这些经典的文本体系，因为精通这些文本是其构建自身专属文化资本的核心。而对这些文本体系的质疑，可能会动摇其作为哲学研究者的身份，以及这一身份所赋予的象征性权力。因此，研究者们从未敢于做出彻底的决裂，触及那些可能将哲学存在的论题悬置的思考——亦即揭露界定领域成员身份的默认契约，摒弃学术研究的基本共识与价值追求，拒绝使用学界公认的表达符号（引述与致敬、谦辞，乃至在批判中对学术传统的尊重）。简言之，就是拒绝一切能够获得领域成员身份认可的行为。(498)（译文转自台版翻译，具体参看【法】皮耶·布赫迪厄：《區判：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邱德亮譯，台灣：麥田出版社，2023年。）
类似地，尽管未明确提及布尔迪厄，前文所述的桑山敬己（2004）似乎也察觉到，这种“精致性”的政治经济机制，在东方主义人类学世界体系中运作，且主要针对“本土”学者：
……语言问题并非简单关乎语言流利与否；相反，它涉及不同语言相对于主导话语形式的权力不平等。……即使是以世界体系中心的语言撰写的作品，若以不为中心所熟悉的外来风格编排，也常常被贬低为劣等之作。……学术世界体系中的权力不平衡，在决定核心国家顶级期刊发表内容的同行评审制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来自边缘地区的学者的投稿往往排名较低，因为它们未能充分直接地回应核心话语，或采取了不为中心所熟悉的回应方式。……诚然，按照中心地区的标准，许多边缘学者的投稿确实显得不够“精致”。……处于中心位置的人拥有足够的权力，使那些基于不同前提的外来话语失声。(29)
我认为，布尔迪厄关于“精致性之政治经济”的视角，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分析路径，用以揭示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这一学科究竟是如何实施规训的。换言之，该领域将学者规训为顺从其东方主义思考风格的过程，实际上运作着一种前述“布尔迪厄式”的权力施加方式。也就是说，东方主义思维方式之所以具有权力效力，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思考风格在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场域中所体现的文化资本（精致性之感）；而这种思考风格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也可能是因为在该思考风格被采纳的过程中，该领域的知识政治与学术经济所牵涉的利益极高。该思考风格所携带的文化资本，或者说，当个体思想与其保持一致时所呈现出的高度“精致性”，可以被转化为一系列在该领域学术生涯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奖赏与特权，包括学位、出版成果、研究经费、大学职位，以及在同侪之间被视为日本动画“权威”的声誉。这种对东方主义思考风格加以授权的强势知识政治，以及学术资源在顺从者手中不公平集中的现象，却通过“精致性”的外观而被常态化——亦即，通过一种假定而被常态化：这种思考风格是一种研究日本动画的“精致方式”。
正是这种围绕东方主义思考风格而构建的布尔迪厄式“精致性政治经济”结构，成为我在学术生涯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总体而言，在对日本动画进行智识性研究时，我被规训着将东方主义思考风格内化为一种“自然的”精致方式。反过来说，我也被规训着避免对该领域的东方主义思考风格做出彻底的决裂，甚至避免公开“揭露”该领域的东方主义——不仅因为这种举动会被视为“不够精致”，更因为这会危及我在该领域的学术生存。
我真正遭遇“精致论证”（sophisticated argument）这一术语的决定性时刻，发生在2010年代，我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攻读学位期间的一次研究生公共休息室闲聊中。当时，我正与一位来自印度的系里同事随意谈论各类问题，其中我提到，欧美学术界在日本研究，尤其在日本动画研究中，似乎往往追求一种并不必然与日本或日本动画本身直接相关的研究议程。回忆起关于东方主义在日本研究与日本动画研究中的批判性讨论，我以略带讽刺的语气提出，日本动画不过是被英语世界学者利用的对象，用以满足他们确立学术权威的野心。正是这一评论——以及我表达时的语气——引起了坐在房间另一侧某人的注意。那人突然转向我们，打断了对话。他自我介绍为一名在SOAS从事日本相关研究的研究生，随后指责我在评价欧美日本研究/日本动画研究现状时过于片面。他带着恼怒，断断续续地表示，我应当欣赏那些已经（并仍在）围绕日本/日本动画构建“精致论证”的学者的努力，而不是去质疑他们的研究动机。他还提醒我，在SOAS校园内应当注意自己的言辞和表达方式，因为那里有不少像他一样的学者（以及未来的学者），可能会因我的评论感到被冒犯。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打断，我虽感到意外，但并未与其争辩，因为休息时间已接近结束。我只是指出，我所说的观点并非原创，而是日本研究/日本动画研究领域中相当常见的主张，此事便就此结束。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精致论证”这一术语被如何动员起来，用以压制我对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中东方主义问题的质疑。对方显然通过这一术语对我施加了压力，仿佛暗示我对该领域东方主义的直言观察（甚至反抗）是一种“不精致”的举动；并且，他进一步试图直白地恐吓我：如果我打算在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领域继续发展学术生涯（“在SOAS校园内”），就应当谨慎发言，使自己的表达保持“精致”。换言之，我不应当公开批评自己所察觉到的领域内的东方主义，以免冒犯该领域的从业者；相反，我应当学习去“欣赏”前辈研究的“精致性”。这位研究生的恼怒也从侧面显现出，既有学术成员在其研究中，对东方主义思考风格所拥有的既得利益——这种利益在职业层面上几乎关乎学术生涯的根本。然而，“精致性”这一术语的使用，却将这种具有强烈政治性的既得利益正常化，并加以遮蔽。
我之所以描绘上述片段，并非意在指控那位研究生个人，而是因为我认为，这一场景在民族志自传的意义上，呈现了我在整个学术生涯中反复遭遇的、被东方主义笼罩的问题。事实上，回溯过往，我意识到东方主义思考风格对我关于日本动画的智识思考的影响，早在我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之初便已开始。当时，一位康奈尔大学的教授，在我关于日本动画全球化的硕士论文研究计划书中给出评论，建议我在论文援引的一手文献中，参照有关“殖民文物”的人类学研究。这一建议令我深感震惊，这是我智识生涯中第一次意识到，日本动画与“殖民文物”竟可能在美国学术场域中，被置于同一（或至少相当）的分析类别之下。在日本度过大部分人生、伴随日本动画成长的我，从未以“殖民者—被殖民者”的二元结构来理解日本动画。对我而言，日本动画就是“日本动画”——它以自身的方式独立存在。我也从未以“肤色”的视角看待日本动画，对我而言，它是一种无涉种族的娱乐形式，是我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那位教授的建议，实则是提醒我：在英语世界学术场域中，日本动画被赋予了一种“有色的”（更准确地说，“亚洲的”）地位；与此同时，该场域中还存在一种固有预设——即其研究者默认是白人主体。这一建议事实上促使我抛弃此前基于自身体验的直觉性知识，并在西方“殖民性—东方主义”的认知框架内，重构我对日本动画的理解。也就是说，我必须学会把某种对我而言本是核心、显而易见且具有自主性的对象，视为边缘、隐蔽并从属于他者的存在；我也必须学会不断提醒自己日本动画的“黄色标签”——那种我曾经轻率忽视的种族编码。就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学术生存而言，那位教授的建议确实是“正确的”。他让我明白了评判我硕士论文的标准：我必须展示自己在那种殖民性—东方主义思维方式之上的智识“精致性”或“掌控力”，并压抑我基于个人背景所获得的关于日本动画的原生知识；否则，我的学位便可能岌岌可危。
从康奈尔大学的硕士课程，到牛津大学的博士课程，再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讲师职位，在这一过程中，我进一步接触到了被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领域奉为经典的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似乎都体现出一种常见的东方主义修辞风格——这种风格不仅回避日本学者的观点，还会隐晦地贬低这些观点，仿佛它们无关紧要，其目的是防止这类基于“源自现代东方现实的直接证据”（萨义德，[1978]2019，300）的研究，动摇这些经典文本的权威性。资深的日本动画研究者们以极其多样的方式，展现了对这种风格的“掌控力”——其中一些我已在前面有所概述[7]——在我看来，能否成功运用这些精妙的修辞技巧，似乎是在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领域取得职业成功的关键。此外，我还发现，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者很少反思自己在研究日本动画时所秉持的西方立场[8]，有些研究者甚至试图构建这样一种语境：研究日本动画并不需要掌握日语。例如，一个著名的日本动画研究门户网站上的一篇博文就声称，“归根结底，熟练掌握日语绝不是参与日本动画和漫画研究的必要条件”（Anime and Manga Studies，2023，第15段）。
迄今为止，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难以内化这种关于日本动画的东方主义思考风格，尤其是它将日本学者的研究边缘化的做法。我也不认为自己能够在学术研究中，将这种思考风格当作一种“精致的方式”来常态化，因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逐渐明确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我要在自己的写作中，边缘化我认知中核心的日本动画体验？哆啦A梦、彩虹闪耀魔球和三重野瞳所代表的本土体验，为何要被忽视？或者更直接地说，为什么我要在思考中边缘化自己的母语？
进入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领域后，我逐渐意识到，我所拥有的、能够探寻和理解日本动画详细本土背景的学术文化资本，在这个领域的作用与在日本时大不相同——在日本，这种资本无疑对我十分有利。然而，一旦我的这种文化资本进入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领域，就会被该领域东方主义思维方式所展现的精致性表象，神奇地转化为一种令人尴尬的“噪音”——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种“噪音”阻碍了我在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领域的立足。例如，我大胆地展示自己关于日本动画的原生日语知识，却无法让任何导师、期刊编辑或教师招聘委员会感到认可。事实向来如此，而且恐怕还会继续如此：只有通过展示将“源自现代东方现实的直接证据”（萨义德，[1978]2019，300页），塑造成正统东方主义思考风格的能力，才有可能在学术和职业层面，获得该领域的“成员资格”。
这让我想起一位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日本社会科学教授，曾给我的建议：如果你想在英语国家的大学里获得终身教职，在英语世界的日本研究学者面前“公开否认日本”是必不可少的。这种修辞策略让他不堪重负，于是决定回到日本。巧合的是，我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最终在日本的一所大学获得了终身教职。
但是，我必须再次追问，为何我要将自己认知中核心的《哆啦A梦》视作一部边缘的日本动画？尽管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领域无法理解《哆啦A梦》，但无法让该领域理解这部作品，真的是我的问题吗？东方主义思维模式所造就的所谓“精致性认知”，何以让该领域理直气壮地推卸理解《哆啦A梦》的责任，反而将这一责任无端转移到作品本身，要求其主动适配该领域的认知框架？因此，在对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进行去殖民化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应当从揭开这种精致性表象的神秘面纱开始——这种表象支配着人们对日本动画的体验、理解与理论化研究方式。
结语
在本文中，我认为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领域并非未受东方主义的影响。通过仔细审视该领域的经典著作，以及反思我在英语和日语学术界的学术生涯，我着重指出了东方主义在该领域中，如何以微妙却持续的方式发挥着作用。
尽管有些人看到我的日本名字和国籍时，可能会怀疑我试图将自己置于“真正的”日本“本土者”这一特权地位——即知晓“真正的”日本动画，并因此能独家代表其发声——来证实我的论点，但我想在此明确表示，这种自我贴标签的行为，不仅是我在本文中最不想做的事，而且根本与事实不符（正如我在上述章节中所描述的，我处于阈限状态的学术生涯，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回想萨义德（[1978]2019）的主张，本文的论点既不是“认为存在所谓真实的东方……也不是断言‘内部人’的视角必然优于‘外部人’的视角”（322）。在此，我想再次强调，让我意识到（并关注）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中的东方主义状况的，并非我的“日本”经历，而是我在英语学术圈和日语学术圈之间开展职业生涯的阈限经历。毫无疑问，任何不具备特定种族、民族或语言背景的人，都可以从各自的立场，对该领域的东方主义倾向进行审视（参见Galbraith 2019, 257；也可参见Darling-Wolf 2015, 117，他基于自己在法国接触日本动画的经历，对美国日本动画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文化帝国主义”提出了批评）。
换言之，呼吁对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进行去殖民化的我，并不打算倡导岩渕功一（2010）的“国家间主义”（inter-nationalism，出自页93，即假定民族国家框架是最合法的研究单元，并将跨国接触理解为仅仅发生在那些“互斥”的国家之间）或追求哈里·哈若图宁（2002）笔下“未被殖民力量污染的反殖民民族主义”（页154）。批判西方的东方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东方的文化和社会持本质主义立场，亦不会自动使人沦为文化原教旨主义者（例如，萨义德在解构西方的东方主义时援引了福柯等西方理论家，我对布迪厄的引用亦然）。简而言之，一个人可以在拒绝殖民主义的同时，拒绝成为民族主义者——本文旨在进入这种临界状态，在批评中使英语世界的动画研究去殖民化。
本文致力于反驳英语世界日本动画研究领域的“出厂设置”，即该领域已涵盖了日本动画的绝大多数议题，因此，它应转向探讨所谓“余波”[9]；相反，笔者试图揭示的是：英语世界的日本动画研究从未认真审视过自身的东方主义。我所作的论断意义深远，至少需要一部专著的篇幅才能充分展开。本文仅能初步提出若干分析的切入点，以期后来者启动日本动画研究的去殖民化进程——换言之，使日本动画成为更加“自由的思考风格或行动主体”（萨义德，[1978] 2019，3），为“更加独立”（7）的思想提供养分。
注释
1. 摘自其个人网站简介：https://www.blogger.com/profile/04112626487420242777（2022年10月18日访问）
2. 摘自其个人网站简介：https://www.blogger.com/profile/04112626487420242777（2022年10月18日访问）
3. 将文本批评和民族志相结合，以此强调东方主义所预设的文本及其读者——与之类似的方法论策略，另请参见艾莉森（2012）
4. 我之前用日语发表了一篇较为简略、基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对纳皮尔（2007）的批判性解读——它（因此）广泛为主流的英语动画研究所忽视（三原，2010 74）
5. https://www.upress.umn.edu/9781452956947/the-anime-ecology/（2024年11月26日访问）
6. https://yalebooks.yale.edu/book/9780300248593/miyazakiworld/（2022年12月20日访问）
7. 除却本文前几节所探讨的作品，拉马尔和纳皮尔在他们的其他著作中亦重复了这种对日本原理介入（Japanese intervention）的修辞性回避。例如，拉马尔（2009）在批评村上隆（2000）的超扁平概念只是部分理解西方的同时（拉马尔 2009 113），却拒绝了村上隆（2000）关于“日本艺术史在日本以外只能被部分理解”的主张（22-25），并暗示，村上隆的这种说法犯了一种“不够精致”的日本人论（参见拉马尔 2009 114）。纳皮尔（2013）在她的英语写作中“故意”使用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日语词汇以表明她不是东方主义者，却对质询其东方主义倾向的日文文本保持沉默（例如三原 2010）。回到她的宫崎骏专著（2018），纳皮尔或是在试图利用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声誉为其作品增色，由此，把宫崎骏列入西方那些“伟大的幻想世界构建者之一”（如刘易斯·卡罗尔、儒勒·凡尔纳、J.R.R.托尔金、J.K.罗琳和沃尔特·迪士尼）的她将一举成为日本动画导演研究的学阀大手子（页xii）——但纳皮尔没有深入宫崎骏电影作品中的本土细节（参见小原，2019）
8.例如，人类学家伊安·康德里（2013）在其有关日本动画场景的民族志研究中的确反思了他的立场，然而，这仅限于性别议题——“我承认我所使用的案例更偏向于动画领域中的男性群体”（页6）。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亨利·詹金斯对自己写作的西方流行文化研究专著的反思（2006）：他承认，书中的受访者“不成比例地是白人、男性、中产阶级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页23：笔者强调）
9.https://www.mechademia.net/2022/11/10/cfp-for-may-27-29th-2023-at-the-kyoto-international-manga-museum/（2023年1月24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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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Bangum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