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难以静默 - 《Z.A.T.O.》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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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1

模拟论是怀疑主义的一个极端：它不再质疑某个结论是否可靠，而是把问题推进到最底部——如果连“现实”本身都未必存在，任何经验、任何记忆、任何证据，都不过是被演算出来的表象；而你之所以相信它们，只是因为你无法跳出它们。

但模拟论真正锋利之处，并不在于它声称“世界是假的”，而在于它迫使人承认：你没有一种不借助现实来证明现实的方法。你能拿出的每一条理由，都必须先假定感官有效、逻辑有效、时间有效、他人存在；而这些假定本身，又都只能在同一套经验里自洽。于是“真”不再是一种被抓住的东西，而像是一种被允许的错觉：只要系统足够稳定，你就可以活在其中；只要它仍旧连贯，你就能继续把它称为“现实”。

问题由此变得更加残酷：如果现实并非因为被证明而真实，而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崩坏到无法使用——那它究竟凭什么不崩坏？所谓“证据”与“自洽”，到底是通向真相的阶梯，还是系统为了让你继续行动而施舍的麻醉剂？

更糟的是：你甚至未必会在“真相揭晓”的那一刻崩溃；你更可能是在某个毫不起眼的地方先失去把握——时间不再咬合，因果不再顺滑，词语仍然正确却不再指向同一个东西。你仍在经历，但你开始无法确认自己是否还被同一套自洽性承载着。

于是关键不再是“世界是否被演算”，而是：让世界显得真实、让生活得以继续的那套自洽性，本身是一种脆弱的基础设施。它一旦松动，人并不会立刻得到答案；人首先失去的是可预测、可解释、可行动的地面。

《Z.A.T.O.》要问的正是这个问题：当这套自洽性开始一点点脱落，当现实仍在、但它不再可靠到足以支撑理解与生活——缺乏缓冲的人该如何承受？又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自洽性坍塌之后，依旧被“传递”出去？

有剧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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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оркута-5 是 Воркута 的一个“保密行政区”（закрытое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ЗАТО，亦是本作主标题）：虽然存在被否认，但被更优厚的计划经济补偿了其与世隔绝的地位。这座城市的存在象征着一种技术力量与意识形态对立而又统一的形态：对“封闭系统的稳定性”之研究象征着苏联控制论的野心：试图通过绝对的观测、计算与控制，将一切社会与自然科学的混沌转化为一个稳定、高效、可预测的封闭系统；但如此“创世”之举却依然在其本应同样试图控制的意识形态之高压下管控，如此研究被许可的前提始终是在官僚主义的指导下保守秘密，为其构建一个被计划、被安排的永恒不变的现实提供技术优势。

可混沌系统的操控永远百密一疏，即使在尽全力的政治保密之下，技术的尖锐却依然暗流涌动：研究的成果成为了形而上学的认知危害，它所泄露的辐射，寻常生命必不能直接暴露。于是，Воркута-5 的异常并非宏大的灾难，而是从最细微处开始的偏移：时间表上多出来的星期六侵蚀了其“一周一次”的性质，重复掠过窗外的鸟影挑战了随机的概率分布，被干扰、被切割的讯号片段闪回于连贯的时间之间。

面对如此的崩坏，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对所谓“现实”的认识，这些细节本身并不致命，却一点点侵蚀了“可预测性”这一稳定现实所依赖的支点。为了容纳并理解如此的异常，我们必须把“现实 （Reality）”从一个形而上学的终点，改写为一种可运作的认知结构：人并不是直接把握某种绝对本体，我们日常所称的现实，首先是一套可运作的认知产物——心智面对一个被假定为独立存在的疆域（Territory）时，为了生存与行动而构造出来的内部结构。我们所称的现实，首先是一套能够支撑理解、预测与行动的自洽机制。它之所以显得稳定，并非因为它等同于终极真理，而是因为它在经验上足够连贯、在功能上足够可用，能够支持理解、预测与决策。稳定性来自可用性，而非绝对性。

这种重构并非对现实存在性的“避实就虚”，而是让讨论落在更宽广、也更贴近经验的范围里：它允许我们同时容纳两类在经验中同样具有约束力的东西：那些能够可靠回指疆域的现象——可重复、可验证、可预测的因果与结构；那些主要存在于叙事（Narrative）层的结构，例如身份、象征、角色等。它们未必在疆域层面有一一对应的“物”，却依然真实地塑造了感知的显著性、决定了定义如何被调用，并进而改变行为与后果。它们的真实性不来自“是否是物理对象”，而来自它们在整套链条中的因果地位：它们能让一个人以某种方式行动，并承担由此生成的后果。

在如此意义上，“疾病”从来不是医学意义上的失常，而是感知被迫承受了不属于人类尺度的输入：信息密度过高、连续性被打断、时间感与边界感开始漂移。“正如纯氧对生物有害，毫无保留的真相，只会把人的精神击溃。”未经稀释的“结构”并不会带来启示，只会带来灼伤。研究所打开了疆域的真相向现实冲击的沙瀑出口，而当公共的时间不再可靠，当重复不再意味着规律而只是回声，人们赖以行动的映射结构便开始松动。真正的恐怖并非怪诞，而是自洽性的流失。

Stage 2

外在的疆域被假定为存在，但我们从来不能直接触碰它；从现实的边界向内，我们只能触碰到被筛选与组织过的经验。经验先在感知（Perception）中凝成可辨识的形状，再在命名与概念化中被绑定为可复用的定义（Definitions）；定义被织入更大的叙事网络，其骨干由让世界能够自洽的真理（Tautology）支持并维持理性。

人类之所以能够生活在“现实”之中，是因为定义、真理的构建为更高层次思维的诞生形成了一层必要地过滤与抽象，让我们免于直面了疆域的全部；而当这层被称为“叙事”的屏障被撕开，当所谓“世界的代码”“世界的意志”不再只是叙事中的概念游戏，而是以不可压缩的方式直抵心智，语义首先瓦解，随后是时间感、连续性与自我边界。于是，当我们说“现实崩塌”时，往往并不是指疆域突然消失，而是指这条链条的某一段接口失效：感知无法稳定输入，定义不再可靠地指向同一结构，叙事无法闭合为可用的自洽，最终使理解、预测与行动的语法整体失灵。

而当我们认识到真理的建构不仅仅是一种私人的场域，还含有公共意志的分量，极权主义的工作方式也不辨自明：它的终极意志是掌控叙事。控制论的研究只是抵达的可能之一；在研究之外，意识形态还可以使用更传统也更有效的手段——政治清洗、事故掩盖、对异类思想的抹消——去把人之为人的独特性（情感、记忆、个性）修正成整齐划一、可管理的符号。它做的不是“让世界更真实”，而是让话语体系的定义更一致、让自洽回路更难被打断：让每个人更容易活在同一套语言、同一套解释、同一套允许的感受之中。

但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感性永远不可被理性永久抑制。生活在这种高压之下的普通人并非没有人生价值，而是不得不把价值与情感缩小到不会撕裂共识的范围内，以换得最基本的生存。这种“共存”并不依赖某种更高的真理，它依赖的是对叙事的修剪以求兼容：个人的价值与情感并不会消失，只是被迫缩进一个不与意识形态正面冲突的“安全盒子”里——公开场合维持跟随，私下里保留残存的爱与愿望。

也许有些人如 Ira ，选择主动被社会构建拒绝，承担着作为多样性之代言人的“原罪”，但她所认同的真理缺乏一个真正包容多样性的社会的认可与保护，她所运作的叙事也远比其他已经被现实的洪流冲刷的构建出自我保护的人纤细敏感。她的反抗早在现实崩解之前就摇摇欲坠，因此在现实的崩坏来临之时，她最早、也最彻底地暴露在认知辐射之下；看见了本不该以人类尺度理解的结构，于是逐渐丧失了作为“人”的语义位置。

更多的人只能如 Marina，用自嘲去消解沉重，用浅薄的娱乐、犬儒式的思维去掩盖深埋在心底的钝痛，装作毫不相干的生活下去，乃至保护性遗忘那些从来没能愈合的创口。而当面临崩塌时，她别无所能，只能加剧精神自残，乃至通过削弱感受与情绪，将世界简化到最低限度的功能层面，以牺牲丰富性来换取稳定。药物并非治愈，而是人为降低分辨率，让叙事的解读重新变得粗糙却可用，但即使如此，面对无限分形的信息洪流，即使再机械化的低熵体也会化为虚无。

更甚者如 Garin，他模仿了整个宏大叙事的结构，试图以自己更小范围的实践去弥合自己与意识形态的错位，构造出统治地位的虚幻感。这本身其实也没什么，毕竟青少年就是一帮肆意疯长的混蛋，但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高屋建瓴的社会架构从来不是自顶向下的强制实施，正是这样无数次小小的模仿游戏构建起了整套社会地位的骨架。可惜，霸凌游戏再有趣，他也无法培养出一言九鼎、执掌生死的冷血，而当崩塌来临，他所依赖的社群地位不再有意义，而他自己在更广泛的社会场域中被置于弱小者的地位时，他才真正明白，所谓残酷的社会地位竞争本就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地位所提供的副产物，而当所有人都进入求生模式时，宏大叙事所维护的社会合约只是遮蔽深不见底的疆域的一张纸而已。

这些人并不在“真相”与“谎言”之间做选择，他们只是在维持一种可用的共享世界：当定义还能咬合、当自洽还能闭合，痛苦就可以被隔离、被娱乐覆盖、被遗忘封存。但当感知开始失真、定义崩解，而构建自洽的真理支柱也最终倒塌——共存的技术失效，所有人的保护壳都会以不同方式破裂。于是角色之间的差异，不再是道德选择，而是叙事绑定能力与修补方式的差异。

但无论如何，他们只是孩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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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的主角 Asya 则是如此人群中的一个异类。她总是那样，对周遭的变化与互动淡然处之，甚至有些时候有些迟钝，但她的精神世界绝不浅薄。她不像其他人一样那么依赖外在感知的滋养以构建生存价值，她的内心世界如一颗强大的心脏，在宵小四窥的疆域中内生并喷薄出价值，即使每天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也能得到精神的滋养；她不与其他人一样，用冷漠的外壳保护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她理性与感性的交流通透而自然，即使周遭的环境再怎么贫瘠、乏味、甚至充满敌意，她仍然能保持精神活动与愿望结构的健全——不如说，比起她的精神世界，周遭的世界反而显得过分贫瘠了，不值得去接触。

Z.A.T.O. 的作者在描写 Asya 的心理上尤为下工夫。它并不靠“设定”把一个书呆子写得可爱，而是让可爱从她的感知方式里自然渗出来：极地的冰封让动作在臃肿的保暖材料中变得滞涩而无力，语言也被迎面而过的北风噎在喉头说不出口，于是人物无法用漂亮的台词证明自己，只能把自己活在一条持续的内在心流里。更重要的是，这种心流不是常见的“作者在角色脑中讲话”，而是一种被压到极致的感知与情感的贴合——迟钝、笨拙、爱走神的外壳之下，仍有一双温柔而固执的眼睛在盯着世界；她不擅长参与，却擅长在心里把每一次轻微的刺痛都记成重量，所以才会显得又别扭又真诚、又脆弱又可爱，像一个明明站不稳却仍要伸手去抱住什么的人。

"That is so cute!!"

Asya 是健康的。她能在所有人都用玩乐去掩盖痛苦的时候依然清晰地感受它——不是因为她选择主动受苦，而是因为她仍然保有一种未被驯化的区分：什么是可笑，什么是可怒；什么是可以被解释掉的噪声，什么是必须被认真对待的伤口。意识形态带给她的被动自卑与自嘲让她把如此一个带给她痛楚的世界投射成心中的极乐园；但她真正无法投射走的，是那些属于健康人类的道德感、自由与思考——它们不是“更高尚的装饰”，而是她之所以仍是人的底噪。

因此，当社会口径试图把一切痛感都翻译成“可以忍受”、把一切不义都降格为“必要成本”时，她的心灵会先于理性反抗。她可以学会沉默，可以学会配合，甚至可以学会遗忘；但她无法学会把一切都当作合理。有人也许能把 doublethinking 贯彻到底，最终丧失喜悦与痛苦的分界线，变得爱上老大哥；但有些人的灵魂永远无法忘记，永远无法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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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的“通透”，并不意味着她更容易被说服；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她很难学会把“不对劲”隔离成噪声。别人可以把公共话语当作一种外在口径，只让其所构建的现实如蜻蜓点水一般划过；而 Asya 做不到。她无法用犬儒与麻木把问题推开，她只能去思考——不只是想“应该相信什么”，而是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污染在此处发生：意识形态把宿命作为一种易得的解释作为诱饵轻易的提供给了她，于是她开始不得不用宿命的语法来闭合世界，选择去真的相信意识形态所预设的不可逾越的宿命，乃至将自己的宿命投射到宇宙的宿命。

更重要的是，决定论并不是后来才进入 Asya 的世界。它从故事第一眼就以白日梦的方式出现：一种关于“现实距离”的浪漫建模，一种让宇宙通过有限观察者观看自身的想象。对她而言，这最初并不阴冷——它甚至是一种把贫瘠世界重新连成整体的几何学。但当这套私人模型与公共口径的宿命语法在同一处咬合，它就不再只是她内心的玩具：它开始成为一种可以解释一切、因此也要求一切服从的闭合回路。她越是不肯放过细节，越是试图把世界解释到底，就越容易被这种“闭合”反过来牵引。

Asya 的挣扎介于二者之间。她既不愿像 Ira 那样彻底沉没，也不甘像 Marina 那样以缩减自我为代价苟存。她反复追问、反复怀疑，并不是因为她更勇敢，而是因为她的心里始终悬着一根“正确性”的针：当世界的定义开始漂移、当解释无法闭合，她会本能地想把投射补齐——哪怕补齐的代价是把自己置于针尖上。

可当输入的强度超过了她当下所能承载的带宽，修补就不得不换一种方式发生：她把难以承受的片段解释为“梦”，把无法安放的细节暂时封存进遗忘，为自己保留一条仍能继续生活的路径。那并不是自欺，而是对映射进行主动修补；遗忘在这里成为一种防御机制：不是否认疆域，而是承认心智的极限。

但修补从来不等于抹除。梦可以封存细节，遗忘可以降低噪声，却无法替她回答那根针所指向的问题——当一个具体的人（例如 Ira）被叙事以“异化”的方式抹去时，她心里那团未曾被消解的火苗仍会漏出来：她可以活下去，但她不会被安抚。

Exactly like a dream.

我很喜欢 Asya。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与我相同，但我从 Asya 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看到了许多个我的影子。别扭的，内向的少年少女们，一遍幻想着成为大人后似乎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生活，一边悄然长大。而正是这样一个别扭的少女选择成长的过程，让我们能够坚信，每个自觉"被时代抛下"的冰冻灵魂，都蕴含着解冻整个冰河纪的潜在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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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如此，当那个深邃的夜晚，Ira 从被疆域的熵之洪流冲散前最后一次睁眼之时，Asya 不得不把那套“闭合的弦”推演得更彻底、更不留余地。她拾起的不是一条逃离宿命的路，而是那根始终孤悬在心中的“不安”，并将它钉进宇宙的语法里：若时间真是自我吞噬的圆环，若现实真如算法般自洽而封闭，那么个体的意志不过是变量的错觉——所谓反抗也只是被允许的震荡，爱与牺牲不过是循环中的节点。

她甚至开始为宇宙辩护。她开始相信，宇宙并不会斤斤计较地惩罚每一个人那点微不足道的“冒犯”；那些自我厌弃、那些无意义的自责、那些琐碎的 what‑ifs，不过是白噪声，不过是针刺。若真有什么会让它“动怒”，那必然得是不可饶恕之物——一种从根上腐烂的罪。

于是，答案被她亲手封死在同一个闭合回路里：研究中心。那座设施不再只是事故与贪婪的产物，而被她理解成一种必须被抹除的“原罪”，一种像瘟疫一样污染城镇、人民、乃至现实本身的开放伤口。她感谢它正在愈合，感谢它终于要被擦除；又在下一秒承认自己的自私：请再等等，请再给我一点时间——我的话还穿不透大气层，但我的信号已经很强了，它会自己积累强度。让我再多攒一点爱，再多看你一会儿。

这正是故事最危险的时刻。决定论并没有被打破，解释反而被闭合得更漂亮、更无懈可击；一旦“必然”被体验为现实本身，理性与行动都会失去根基。如果宿命论不再是哲学的文墨游戏，而是可信、可证、可感的‘事实’，那么崩塌的将不是解释的闭合，而是行动与价值的根基：它让意义显得多余，让选择显得滑稽，挣扎将被视为噪音，价值将退化为幻觉。若现实是一条已经闭合的弦，那么所谓改变不过是沿弦滑动的错觉；若没有裂缝可供刀锋切入，那么历史、责任与希望都将被压缩为装饰性的语言。

到这里，EP2 在角色的生涯刻画上已经完备，但整个故事依旧孤悬在空中，无法收束。Воркута-5 作为叙事上的瑕疵即将要被抹杀，而 Asya 的献祭本无意改变这一切，如果只是简单的让她彻底拜服于宿命论、拜服于造化的神奇、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成为成为对虚无宇宙发射无望之爱的“圣愚”去拯救所有人，那么这个故事也许在宗教意义上依然震撼人心，但一定辜负了前面绝大部分 Asya 对世界的爱恨交织的挣扎、背叛尔后理解、认同，乃至全心全意的牺牲。与天斗了这么久，人类的意志依然渺小，必须放弃理性的解读世界的努力，回到蒙昧的时代，用生嗣去取悦神灵。

但 EP3 改变了这一看似注定的结局。

Stage 3

EP3 的揭露并不在于证明世界真假，而在于把虚无主义精准地放回它该在的位置：它攻击的不是现实映射，也不是叙事闭合，而是意义生成本身。

在叙事之内、在定义与自洽网络更深一层的，是“价值与意义（Value & Meaning）”。如果说叙事负责把感知之海压缩成可复用的结构，使世界仍能被解释、被预测、被共同语言化；那么价值与意义负责回答另一类问题：**为什么这些解释值得被维护？为什么这些预测值得被遵循？什么才算重要、紧迫、可牺牲、不可让步？** 它不是由疆域直接“给出”的，也不是感知信息自然“长出”的；疆域只提供压力与条件，感知只提供素材，叙事只提供骨架，而“重要性”的生成仍需要人格内部的评估机制去点燃与维持。正因如此，一个人可以在外部刺激充盈、叙事结构完整、甚至自洽被他人反复确认的情况下，仍感到一切都不值得——并不是世界解释不了，而是解释失去了重量；不是自洽性不存在，而是自洽性无法转化为行动与坚持的理由。

因此，我们也辨明了一个容易被偷换的前提：所谓“意义”并不等同于感官刺激本身，更不是一种可以在外部世界层面被简单“供给”的资源。一个人即使仍在运转、仍能维持某种叙事，仍可能无法在其中生成足以支撑生活的价值与意义；所谓虚无，并不必然表现为“否认现实”，而更常表现为“现实仍在，但意义不再生长”。把某些意义危机归因于特定时代或制度的“精神匮乏”，并由此推导出“只要换个舞台就难以发生”，常常隐含了一个错误前提：只要刺激丰富、文化供给充足，意义就会自然生长。它更像是在说“粮食充足的社会不会有人饿死”，却忽略了严重厌食症这类主体层面的失能：问题不在于外界有没有东西可吃，而在于主体是否还能把它当作食物、能不能把摄入转化为生命的延续。

Z.A.T.O. 所描绘的，恰是这种更普遍、也更现代的失能：即便感知再丰富、叙事再华丽，一个人仍可能无法培养内在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在“现实仍然可用”的表面之下发生崩解。正因如此，它不仅是一幅特定政治语境的寓言；它把危机放在所有人都可能遭遇的接口处——在意义生成的失败语境中，重新追问：在意义无法自我富足的语境下，如何为生存建立语法？

***

Asya 的作答很简单。直到 Asya 见到 Tosya 之前，她已经把自己交给了闭合；她所要面对的敌人是实体化的虚无。虚无主义并不必然否定现实的映射与自洽，它更像是意义生成的失能——在“还活得下去”的结构里，失去“为什么要活”的核心。也因此，人们并非如精神病发一般，在失去理智的同时失去抑制，先癫狂再失能；而是如温水煮青蛙一般被缓缓麻醉。磨砂玻璃的那边，电视里的节目仍然欢笑不断，但沙发上只是坐着两具行尸走肉，那里已经没有人了。

而 Tosya 的出现，把 Asya 从无意识的待宰羔羊状态重新拉回了现实。她强迫她重新捡起自己所放下的记忆，回忆起 Garin、Marina 和 Ira 对她所做的一切，回忆起整个故事发生之前，她所经历的一切。当她把那些被她封存的片段重新拾起——Garin 的玩世不恭、Marina 的温柔坚强、Ira 的怒火与坚持——爱才重新获得了对象与指向。记忆提供材料，但意义并不会自动生长；真正让“爱”不再是一个空洞词条的，是 Asya 重新承认：这些材料与对象**对我而言重要**，而“重要”只能由我来测量、由我来担保。

于是 Asya 迈出了这样关键的一步：

当决定论把一切解释都闭合时，唯一还能重新点燃“重要性”的，只能是“我”作为基准的评估与承诺。理性可以继续运转，但它不能替我回答什么值得；只有当“我”重新成为测量尺度，爱、希望、祈祷这些词才重新获得重量。即使意义被科学与理性冷酷的消解，行动变得苍白无力，以自我的存在为锚点的希望与祈祷也不容侵犯，因为“在同理性永恒的冲突当中，失败的从来就不是感情”，因为只有自我才是测量万物的尺度，“我于万物之中”。

而当这样重新认识世界的基准被点燃，回首望去，这个濒临崩溃的世界中的许多问题也就不再模糊：

在 Tosya 的疑问下，她点出了 Воркута-5 崩坏的实质：

既然不存在一种能自动容纳所有人的单一现实，那么“真理”在共享世界里更多是一种协商出来的稳定：它依赖共感、共识与默认边界，才能让同一套定义在足够多人之间咬合，从而让世界可共同生活。

而 Tosya 给寻找这样共识的努力正了名：

有错的从来不是人类的求知欲，而是通过改动共识的真理，以上行下效的命令扭曲每个人所感知的现实的尝试。每个人都有通过改变真理的框架去弥补自己所感知的现实的自由，但这样大规模的对现实的规约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就是对无数个多样性的谋杀。组织霸凌如此，保护性失忆如此，苏联式的集体主义也如此，任何操持着宏大叙事去终结每个人的现实的系统，都最终会把人性作为无关紧要的细节排除在外。

Asya 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她不需要纠结于这样的政治寓言。作为最早被认知的现实扭曲者，也许是一切现实崩坏的真正源头，她依然与之前的自己一样，看到的是这其中最美好的部分：当所有人都认识到自己是自我的本源之时，所有人就都被赋予了“创造”的能力；虚构与现实的界限本就没有那么模糊，当不存在其他共识的真理去否定时，即使是虚幻如 Tosya 也能轻易的跨过这道樊篱，成为现实。

***

一切都似乎随着记忆的明晰而解决，只剩一点疑惑尚未回答：那埋藏在她心底的不安究竟是什么？那宣告了她童年终结的事件是什么？在那个昏暗的修车铺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段被她长期保护性遮蔽的记忆并不宏大——只是年幼的她幻觉 Tosya 在修车铺里、砸碎玻璃、割伤自己、向所有家长道歉、看见父亲的厌烦与母亲的羞惭。可当她在八年级的现在，在极夜将终的曦光笼罩，在极地动土的晨风吹拂中回忆起这一切时，所剩下的感受不过只剩一句：

在那一刻，答案反而显得荒谬地轻：原来足以让她一路逃到决定论、逃到闭合回路、逃到把一切都解释成噪音的，并不是某个“足以载入史诗”的大事件，而是一个小女孩在黑暗里摔碎玻璃、流着血、向所有人道歉、被厌烦与羞惭包围之后，竟然只能把这一切归结为一句 “boring”。它像是世界对她开的一个残酷玩笑：如果连痛都可以被磨平成无意义，那么还能有什么东西不被磨平？于是她终于抓住了唯一不会被磨平的东西——不是更完美的解释，不是更坚硬的自洽，不是更神圣的宿命，而是爱：爱让她在极夜里无比清醒，爱让她在被抹去的人与被抹去的城之间仍执意留下指向，爱把她体内那团一直被否认的意义逼到必须说出口的程度；爱不是附着在世界之上的装饰，而是她在世界崩解时仍能握紧的核心，是把一切碎片重新系在一起的那根线。

所以当两人登上电波塔的最高点，连名字和最亲密的关系也随着最后一点记忆的消散而语义崩解，她所试图传达的对象已经不再是一个能被共同叙事稳定指认的“宇宙万物”，她的爱最终非常具体的落在对面的女孩身上：三个 I love you，第一个向 Ira，回望这极夜冬日中痛苦的日子；第二个向 Tosya，对眼前失而复得的女孩热情洋溢的告白；第三个，向所有观测着、建构着、奋力守护着自己的现实，不被集体意志所同化，不放弃构建“虚幻”的权利的人：她爱着她自己，也爱着屏幕前每一位被这个小小的世界所感动的**你**。

我爱你。因为我爱这世界，以及其中的所有。

来自：Bangu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