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你，正因你的不完美——对Z.A.T.O.的全力分析

想来这是笔者第一次尝试百合向的视觉小说，没想到真能读得如此沉浸。对于本作已经有人写过“临终关怀”视角的文本分析和隐喻拆解，其最终指向的背景性场域和论题是现代生活与现代性，笔者于此写作这篇分析虽不想画蛇添足，却也打算沿着大致的路线表达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打算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活这个烫手山芋抓起。
引言
如果采用一种微妙错误且很不礼貌的类比，社会主义社会中作为意识形态制高点铺设在每个人精神中的“超越性”（引号表示必然的存疑）当然总是以某种宏大叙事的形式出现，但这到底与Christianity中上天堂得永生的说法甚至内核逻辑不同：概括而言，一方面社会主义（铺设在社会现实的革命理论）要求的是个体实际的付出与伴生的劳累，另一方面个体必然地不被允许拥有一种我称之为“自我赦免权”的权利——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非已被偿赎、可以交由个体信心与上帝来救赎的精神性（选择这个用词出自笔者顽固的偏见）原罪，而是因其与现实生产关系交织渗透的真实威胁才必须被清除的瘴病——在这种情形下个人无法擅自宣布并册入符号系统自己已被治愈或正在参与对抗这种病症的伟大运动，甚至连对这种参与感的要求都会被视作局部失守的征兆。这个差异将会在后续论述中被提及、作为本文的一个核心论题。
在深入这个论题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处插入一段名词辨析以澄明论域。生存危机顾名思义，对于遭遇之的、尚生存的主体使用该词语，用于描述可能由于各种因素导致该个体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放任则可能导致生存状态永久终止（即死亡）的一种处境或状态。生存论危机的含义没有这么显然，但笔者还是选用“顾名思义”的方式解释：相较上一个词语多出的“论”字将原本偏正结构中的修饰语“生存”转变为“生存论”而中心词“危机”不变，注意到“生存论”更偏重理“论”侧，也作为古典观念论的一个重要论域主要涉及主体关于生存本身的态度以及思考，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且有别于“生存”一词所描述的现实，笔者在此将生存危机定为现实侧的危机，而将生存论危机定为精神侧的危机，同时简洁起见不再详述此处现实和精神都是物质的存在样态这一理论常识[1]。
两种危机
于是笔者要提出如今回味本作时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以开展后续论述：
为什么本作中主要角色在遭遇生存危机之前，无一例外地首先且唯独遭遇的是生存论危机？
笔者倾向于认为这个问题呈现出了所谓比“临终关怀”一词更多的细节：走向终结的途径有很多，偏偏选取某一种的做法无疑蕴含着对其它方式的否定、传递出信息。
当然可以尝试反过来用已有的剧情走向、故事设定甚至是从故事中感受到的情感主题论证这样选择的合理性，考虑到创作者完全可以根据另一个选项构筑不同的设定、剧情包括主旨，笔者将谨慎地避免以上不够可靠的结果论。
生存论危机更偏重于描述个体精神世界的重大变动，也的确非常适合本作中有关“代码”的以下剧情内容[2]
关于代码
知道“代码”本质的人们，无一例外地陷入了这样一种绝望：他们再也无法确信自己的存在，他们为摆脱这种绝望的徒劳努力只能恶化自己的精神状态，并最终在心力耗竭后形体也随之消散。作者似乎做出了这样一个论断：如果我们到达了一个一切可能都被算尽、一切道理都被说尽的未来，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未来了。
如果读者了解过福柯有关mental disorder的论述而不是仅仅对人类是否具有绝对的自由意志这个问题感兴趣，我们不难由此做出推断：以上描述中得知代码的人实质就是无法彻底地压制自身以顺应整个符号系统对个体各种层面上的征召的“持不同政见者”，或者说，他们就是被这个体系定义为异常以维持自身的例外，即福柯语境下的“mental disorder”。在本作反乌托邦的设定下，整个体系处理这些异类的方式是可以“降低情绪的波动、剪除多余的思虑”的阻断剂，这代替了以更直接的肢体或语言暴力强迫患者回归社会规范的mental disorder院，形成明确的对照和相似关系。根据作品对校内以及校外两个社会高度相似的描写不难总结发现，作者在本作中对于那些彻底臣服于符号规制的人同时持有厌恶、否定的态度与可悲可怜的关怀——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更大系统的一部分、体现远为宏大的意志。这个矛盾的解决将导向本作最终的思想情感主题，体现在主视角Asya身上也展露在标题里。
如果还可以岔开深入一点，笔者想要留给“未来已经确定，永恒的现在不断迎接其到来的同时以自身的行为书写崭新的历史”这样的时间性样态[3]一点描述。只有在不采用上述时间意识反而选择一种“过去已经注定，未知的未来有待处于现在的主体亲历品味或者开创”时间意识的前提下“感知到自己被控制、没有真正的未来可言”这种绝望才成立。
面对匮乏
承认这一绝望作为设定存在的合理性，再回头看待在精神世界中遭遇此类“生存论危机”的人，他们就个体的精神世界提出了怎样的要求？直白地反推以上描述，他们要求的应该是“自己不受既定的外物控制，可以自由地选择朝向自己想要的未来”这样一种权利或者说某种主观感受。笔者认为这里的关键词“自由”和“自己（的）”所隐含的背景已经足够明确了，不过这里还可追问一层：如果这个要求终于不能得到满足，现状究竟有什么令他们无法忍受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引向问题本身的完善：现状“有”一种“匮乏”令人无法忍受，或者说，他们面对的现实“缺失”了关键的东西、必须通过拥有自由的体验和对未知未来的企盼来填补。那么，“拥有自由的体验和对未知未来的企盼”又是什么？如果不考虑自由可以作为一种自为目的的手段，“拥有自由”最直接的效果与同义描述便是开辟出一片陈列着各种目的的场域，而如果抓住对未来幻想中“不可知”的关键，“选择自己想要的未来”最明确的意涵便是尽管我知道更宏大的设计已经定下命运，但我完全不能感受到甚至接受其中存在的任何目的、我需要一种漫无目的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可以决定自己的一切（甚至一定程度上包括那不可知的未来中的一部分）。“正常”状态下的Vadim以及他那帮性格恶劣的同班同学们有某种目的可言么？他们应该不能算是直接聆受至高意志给出的任何目的、至少就其内心而言不能自行觉察到这点。那他们毫无目的可言么？并非，至少“享乐”算是一个很难被否定的答案。现在矛头重新转向了患有这种病症（或者说，被视为异常）的Marina和Ira（也同时转向了正在思考问题的我们自己），如果一定需要某种目的替换掉安定剂的作用，为什么她们不能像“正常”状态的Vadim一样接受系统安排的命运、甚至从中找出某种目的并安之若素呢？尽管这问题好像在问为什么人会遭遇生存论危机一样装糊涂，我们不妨转换一下故事的背景：
一个思想实验
假设类似的故事并非发生于极北之地漫长的冻土带上的一个极夜，而是发生在科技先进、灯红酒绿、文娱产业无比发达的现代日本都市的一个夜晚，要刻画出那种忧伤的调子是不是一下子就困难到极点了？
笔者可以自信地写道，如果不刻意添加大量制造孤绝感营造冷清寂寥氛围的场景描写甚至变更情节内容，身处现代日本这个文化娱乐产业高度发达的国度中的Ira等人最多就是变成闭门不出的宅女，即使作者通过上帝视角告诉她们这整个世界都是被系统代码设计好了也不会（合理地）绝望到本作中呈现的程度。
无法直接认同或认知更宏大之物所设计的目的或是身边人所表现出的庸俗目的当然是以上“愚蠢”问题答案的一部分，但关键的另一部分只能用这个非常笼统的词语来补全：意义的缺失。这难道不只是在重复解释生存论危机的意涵么？
意义的缺失
在阅读体验Z.A.T.O.的过程中，笔者最明显而强烈的感受只能由这个短语凝练地总结，在高纬度几乎绕地球一圈的漫长冻土带中、在唯一生机只有扑簌飞鸟和自己吐息的皑皑白雪里、在侵凌性的欢笑嘲讽都成了一种慰藉的冷漠极夜里，意义简直已经匮乏到仅凭这个词语的呼唤就能压倒每个看似人类存在的心灵与身体、凝结出苦涩坚冰的地步。Asya成天的瞎想只能勉强使自己的内心不至于干枯，与Ira的联系所具备的意义当然足以让她深深沉迷。至于可爱又可怜的Ira，她把自己的全部都系在Asya的诗上！
在聚落密集的宜居温带生活的人所体会到“意义”的分量与那里定是不同的，难怪这个词甚至没有直接出现在本作的文本中，它完全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所指，所以在想象中加入这个词只会衬得它和整个文本无比虚无空乏。
用于补足这种匮乏或者说对抗虚无的东西当然存在，直接认同于既有更宏大之物的意志本就足以算作一种。当然也有另一种敷衍但有用的解药，用享乐或者说爱欲来望梅止渴，尽管说不准它会不会成为饮鸩止渴，之前现代日本的思想实验正是笔者留给这点的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开头提到的类比和差异了。毋庸置疑，社会主义社会中能够明确享有第一份解药（现成可取的意义）的人总是少数，而后一份解药（享乐）不仅必须依赖娱乐产业的庞大生产力保障供应，而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生存论危机的隐患依然如影随形，甚至无法排除因为过量服用第二种解药而产生抵抗第一种解药体质的可能。难道一切就卡在这个僵局甚至这永恒的危机上了？发挥一下想象力，既然第二份解药已经牵涉到生产力这样社会现实的问题，难道第一份解药会与生产力无关？生产意义从来不是一件易事，如果在此回顾拉康关于能指本身无意义、只在其与其他能指构成的关系和滑动态势中才具备作为效果的意义的论述，我们可以在社会现实的层面上类似地阐释人如何感知到自己存在的意义、进而解决生存论危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的存在意义这种珍贵的效果一样只来自他与其他人之间建立的关系与运动态势——说得再直白一点，如果一个人能从他在世的一切活动中认知并感受到其通过这种活动所构成的与他人的紧密联系及其变动，这个人就不会缺乏“自己生存的意义”。而如果每个人都能得到并给出这种双向的馈赠，这个社会就已经具备了共产主义的关键特征，相对地资本主义则将人与人间所有联系的手段物化、交予交换的法则来定价并最终由拜物教的唯一神即资源调动的通配符决定衡量其所能呈现出的意义，这恰是在通过遮蔽和兑换不断地制造意义的空洞。回到本作，面对已经出现的意义虚空，是否还有一种方法能够重建人与人之间珍贵的联系？在本作的设定中这已然不可能了，因为原本这个社会内部所能具有的联系是被更宏大的存在“代码”控制搭建并规范的，那些中学尚未毕业的孩子们自不必提，哪怕是作品中出现的大人形象里也从没出现一个有此等能力的人物，甚至应该说，“代码”没有留出这样一个可以广泛而深入地与人建立联系的点位。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极其宝贵的社会资源，但同时也是一项艰难的职责，因为它将不能仅是意义的消费者，还必须是意义的生产者和经销商甚至保卫者。文化往往软性地充当了这一点位的代替，但治理社会不能只靠文化或是冷冰冰的代码。
隐喻与主题的解读
那么究竟为什么在本作中生存危机不仅落后于生存论危机出现，还甚至可说是完全没有正面出现呢？
考虑到前苏联众所周知的历史，笔者很难忽略那些事关现实生存的、由无数人努力造就的制度和生产力保障其实屏退了往往会早于生存论危机发生的生存危机的到来、留出了生存论危机发生的场域。再考虑到隐喻的层面上“代码”和整个人为设计、完全受控的世界的真正指向，本作中这种病症的喻意也终于水落石出：解体前夕，出于政治和文化建设上的失能（尤其是相较于互联网时代丰富娱乐方式的兴起），苏联社会不再能提供足够民众稳定自身意识领域的意义产出，尤其难以让绝大多数人保有意识形态忠诚维系整个体制的运转。最终随着许多人再不能承受肉体的付出和精神的空虚，Vorkuta-5和它所隐喻的更宏大之物消失了、消失得干干净净。
如果只说到这里，恐怕有太多人会过早地判断笔者想说本作就是一部反共之作、它用朴素的神学思想批判了“代码”妄图僭越全能者控制其完美的造物。笔者却要回到之前现代日本的思想实验语境（也就是回到这个全新世纪的现代性），重新抓住“控制”这个关键词提出一个略显诡异、可能也远为灰暗的问题：
尽管看起来现代人们（无论自由世界或其补集中）不再受到严谨死板的形式化控制，你又怎么断定自己不是以一种看似自由的新形式重新受到更巧妙更深刻的控制呢？
现在每种空虚都有享乐的填补，新世纪的人们真的免于遭遇任何生存论危机了么？
当然并非如此。所以我们才能爱上Ira、亲近Marina、才能感受并理解Asya，甚至被她深深地感动。
Asya和爱
面对世界的缺损（大他者的不一致），Asya选择用“是我做的不够好，如果我……”将罪责揽到自己身上、通过责怪自己来维持全能的父亲形象，这是无比标准的癔症结构。而从开篇直到最后，Asya通过彻底接受一切的生存姿态消化自己所遭遇的生存论危机，在本作中这被描述为“爱”，她最终唯一留下的信号是：“我爱你”。
但癔症式的爱真的是最优或者唯一的解么？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写明在本作标题里宣扬的Asya面对世界的“爱”到底是不是癔症式的爱？
尽管癔症是主体性的结构，但本作中Asya甚至没有表现出癔症“用抱怨和打压来表达其无法摆脱他者的爱”痛苦与爱意并存的另一面，她接受一切的爱显然不是同一个层级上的爱。
那她如何从开头的癔症走到这一步呢？随处可见的密涅瓦的猫头鹰的影子解开了谜题。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第37条写道：

与其说Asya依然停留在癔症甚至主体性中对待世界，不如说她治愈了自己的癔症，用什么治愈？用黑格尔式的爱。
实体必然地是主体，这是不是和一个婴儿只能在自己的意识中感知世界反了？其实顺序恰恰是一致的。主体诞生于世，总会对外在的一切感到不适、厌恶与恐惧，我们想要让一切不顺遂按照自己的想法都改正过来，却会因此遭遇更大的阻力。癔症的主体为此责怪自己，是我做的不够好，过错和罪责放到了主体身上，言下之意还是实体的完满无缺，但是黑格尔把这些不可解的断裂从主体身上放回了实体——因为我就是你，我对世界的不适和否定同时就是世界对自己的不适和否定——这并非简单的甩锅，因为你也是我。实体怎样怀抱着这种断裂存在呢？不如说没有这种断裂，实体就不可能这样存在。

遮住后半句，爱的前提在于匮乏。实体给出它的匮乏而爱，而主体自身就是这种匮乏。
所以当Asya无意间发现，想象中全能的实体也有它做不到的事情，有它的笨拙和欲望时，她感受到了绝对者的爱，也迅速做出了对这爱的回应——这多可爱！
特立独行的Ira和面面俱到的Marina也有手足无措的时辰，这当然也无比可爱。
终于，主体不再是宣称自己为整全、遮掩自己缺陷的男性式主体，主体甚至也不再抱怨、试图让实体仍然保持全能以维持自己幻想中的父亲。癔症就这样被消解了，被爱治愈。

来自：Bangu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