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istopher Nolan

我们能够看到，在《和谐》这部作品中，其基本世界观框架围绕福柯的生命主义理论展开，同时在场景美术上清一色的有机生态现代主义风格也为其奠定了“太阳朋克”式的Sci-Fi美学底色；而故事内容在自由意志与心灵哲学方面话题的探讨也愈发容易让观众对本作形成这样经典的印象：构建在超现代的技术与理论之上、对自由意志形成压迫的乌托邦世界，以及对这样的世界的反抗——所以无怪乎会有很多观众认定这是一部反乌托邦（或是反-反乌托邦）文学，并进而认定作者基于作品的表达，为现实世界的现象发出了自己的警示，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但是果真如此吗？

就好像我们不能单纯地因为作品中出现了某个元素，就认定作者意在通过作品传达对于该元素积极或消极的态度，更不可能进而认定对该元素的推崇或贬低就是整部作品核心的表达一样，单纯因为一部作品中出现了乌托邦元素，就认定这是一部反乌托邦（或反-反乌托邦）作品，这在逻辑上是立不住的。让一部作品成为“反乌托邦文学”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作品的核心表达意在揭露乌托邦世界对人的系统性迫害、并证明这种迫害是违背了某种基本的人伦价值的（譬如同一时代的《乐园追放》里借主角想法和态度的前后转变来向DEVA以及DEVA背后所代表的一系列乌托邦意识形态举起“叛旗”，以彰显作品的主旨，这是一种非常经典的创作模式。老虚的脚本总是透露着一股非常科班的味道）；《和谐》里当然存在类似的揭露与批判，起码当中的一部分情节里是存在类似的表达的，因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真的成为了整部作品的核心表达吗？

要想理解一部故事性作品的表达，就需要从所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人物的重大行为、以及以这些重大行为为节点所构成的逻辑链条里寻找那些得以推动这些行为发生的“因素”；这些因素通常是偶然与必然的叠加，偶然源自于作品情节安排里的巧合，而必然则源于作品中前文的铺垫；这样由偶然与必然交替啮合所形成的螺旋就成为了推动作品情节发展的逻辑脉络，而只要理清了这个逻辑脉络，就可以把握到作品背后作者的构思，把握到作者想要表达的那个东西。这就好像种下一颗种子以后对其浇水施肥精心培育一样，园丁对作物所倾注的全部感情都会如实地反映在他对幼苗的培育方式上，作者对作品所倾注的全部感情也都会如实地反映在“作者是如何通过设置情节来引导故事发展”这件事情上。

“反乌托邦”与“反-反乌托邦”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围绕《和谐》这部作品的核心表达的争议，很大程度上在于作品最终呈现的那个“万物归一”的结局——有的人解读为Bad End，这让主角Tuan、以及人类的努力变得徒劳，正义最终被邪恶打败，所以是“反乌托邦”；还有的解读为The only way out，这是无可避免的结局，人类只能走上这条路，所以是“反-反乌托邦”——但是在此之前，得先问一问：作者真的对这个结局流露出过任何倾向性的价值判断吗？整部作品曾几何时出现过明确的、来自作者视角的善恶判断吗？不如说，倘若没有这个结局，本作还确实算得上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Tuan千里追凶，击败反派，拯救人类；然而实际上是，这个结局不仅没有成为故事中人物的价值锚点——也就是，故事中人物并不需要这个结局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角色形象、并表达相应的价值——反而成功地让人物价值脱锚，让那个正邪分明的价值判断变得混沌和扑朔迷离；换言之，作者显然并不关心这个“万物归一”的结局到底是善是恶，甚至他还希望通过设置这个结局来抹消作品对于结局善恶的关心，并借由此将作品的焦点重新回归到对故事中人物具体想法和选择的关切上去；通过描绘人物的想法与选择来刻画故事中人物的命运轨迹，并由此反映某些更为宏大的主题，这才是作者的意图，才是本作核心表达所在。

《和谐》的故事逻辑脉络由三个重大事件组成，分别是：
-        Tuan在学生时期愿意追随Miaha一起自杀；
-        Tuan在意识到恐袭事件主谋的身份就是Miaha后依然坚定地希望再次见到她；
-        Tuan最终选择开枪杀死Miaha；
这三个重大事件构成了Tuan这名角色在故事中命运轨迹的三个重大转折，理解这三个转折，就理解了Tuan这名人物的形象张力，也就理解了该形象背后的内涵。

一，
从表面上看，学生时代的Tuan崇拜Miaha，认可后者的理念，因而愿意追随后者一起服药自杀；但准确来说，虽然两人最后都选择自杀，背后的理由却完全不一样，因为根源并不在于Tuan是否认可Miaha的理念，而在于Tuan是否被Miaha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准确地说，是Tuan深深地被Miaha所展现出的某种意志（以及这个意志当中所包含的张力）所吸引。对于Miaha而言，自杀是对乌托邦的“社会意志”的反抗，后者剥夺了人们控制自己身体的自由，因而重夺对身体的控制权，也就是自杀，就顺理成章成为了对这种剥夺的反抗；而对于Tuan而言，她并不存在对自己身体失去控制权的真实的焦虑，反而是带领着自己一同赴死的Miaha成为了那个“主导自己身体控制权”的“大意志”——这变成了一种完全的倒错。经由这个大意志的控制，Tuan反而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感受到“自我的存在”——一如那个在军营里被奸淫后因痛苦而产生自我意识的8岁的Miaha一样。
所以不难发现，作为人物形象的Tuan实际上是Miaha的另一面向、另一种自我，这种镜像般的“双主角设计”可以说是非常教科书了。类似的设计在经典作品里屡见不鲜：鲁鲁修和朱雀各自作为“革命”与“改革”这两种理念的代表，在故事的结局完成了身份的调换，鲁鲁修成为了墨守成规的改革者，而朱雀则成为了那个刺向旧制度的新王；《Aldnoah Zero》里两个男主在各自的阵营里为各自的正义而战，故事的结局也诠释了动画OP1最后一幕里那句 Let justice be done, though the heaven’s fall 的全部内涵；伞哥哥和小天使在《利兹与青鸟》里不断发生“利兹”与“青鸟”的身份互换，最终解开两人关系中的死结……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两个主角的形象呈现出互补、相互映射的状态，最终合在一起以一种“辩证法式的逆转”的方式反映作品的主旨，这样的套路真的让人百看不厌。

二，
这个部分应该很好理解。自杀未遂之后的Tuan实际上陷入一种不安、不完全的状态（这有点类似于村上春树小说里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这让她不由自主地去追寻能够让自我最终重新变得“完满”的那个“碎片”；在这个层面上，Tuan这名人物的生活状态是临界的、失衡的，她艰难地维系着其当下生活轨迹的平衡，在现实与欲望之间划出一条界限并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因为自己的无意识会不断尝试突破这条界限）；而只要外界条件发生哪怕一丁点扰动，故事中的整个世界、以及Tuan这名人物的命运轨迹就会头也不回地转动起来。
从战区回到东京的Tuan身上携带着三个成长过程中无法抹去的烙印：其一，13年前，她在最后关头没能与Miaha一起赴死，没有遵守约定，所以此后一直在反复愧疚“自己是不是本应该和Miaha一起死掉”；其二，在Miaha离开后，她的人生失去了那个“大意志”的引导，进入了一种漫无目的的状态，也因此她此后的人生一直处于某种逃避与消极当中；其三，在从自杀中幸存后，自己甚至还为自己的幸存感到了一丝庆幸，这样矛盾的心理为她带来了更多的愧疚、挣扎和迷茫——甚至连直面这些感情都成为了一种负担。这三重烙印也决定了，当她得知Miaha仍在世的消息后，自己内心的希望之火会被重新点燃，让她意识到“补救”的可能性——不论是补救那个失约的结局，还是补救自己过往13年来的消沉和痛苦。

三，
当历经千辛万苦，再次见到Miaha之时，Tuan身上不仅有前述的“私人的动机”，也同样有“拯救人类”这样基于公义和道德感召的动机，两种动机形成张力，这是此处情节安排的巧妙之处。这一张力主导了后续两人见面时Tuan心理变化的脉络。
见面时，Miaha毫不掩饰自己“希望向无意识回归”的愿望；不论是她发自内心地相信Tuan这次会继续选择追随她以弥补十三年前的遗憾也好，还是她实际上根本不在意Tuan的选择也罢——因为“和谐计划”的启动即将成为既成事实——我们都可以从中拼凑出Miaha这名角色在故事中的完整轨迹：从出生时原本的无意识，到经历磨难后形成“拟意识”、并选择通过这一拟意识来反抗社会意志的压抑以达成意志的升华，再到最终决定回归原初的无意识，可以说她想要追求的那个东西从一而终就没有变过——也就是死亡；不论是自杀还是回归无意识，在结果上都没有区别——而这个结果也是她在潜意识里一直追求的东西。
但是这对Tuan而言就完全不一样了。在她的视角里，带着自己一起自杀的Miaha意味着对压抑和虚无的反抗，而选择回归无意识的Miaha则是对压抑和虚无的主动拥抱，这里就发生了本作最重要的一组“目的 – 手段”的背反；而再次相见的两人，则分别站在了这一组背反的两端——Miaha意味着通过反抗（不论是先前反抗“生命主义”的社会意志，还是后来反抗“生府”的管理理念）获得死亡，而Tuan则意味着通过死亡（不论是自杀，还是杀死Miaha）获得反抗，这是本作最为精妙的设计：两位主人公站在理念的两端，并由Tuan所代表的“反抗”亲手杀死了由Miaha所代表的“死亡”——Tuan让那个作为自己的理想、精神图腾的Miaha永远地活在了自己的心中，因而Tuan在开枪时说出的那句“但是唯独你，我绝不允许”也变得顺理成章了。（该说不说，真的甜）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这是许多经典的SF作品都非常喜欢采用的内涵主旨。不过笔者个人看来这句翻译不够直白——“Good Night”与其译为“良夜”，不如理解为口语里惯常使用的“晚安”，因而“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这句话的翻译就应该是：不要轻易地接受晚安（的道别）——不要轻言放弃，纵使结局注定了是一片虚无与徒劳。

所以不难看出来《和谐》这部作品的意识形态底子依然是非常康德、非常现代主义的，它的重点并不是对某种乌托邦议题的弘扬或者批判，而是回归“向死而生”的人文主义底色。“反抗”的对象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只有“反抗”这件事本身是值得珍视的，就像《红与黑》主人公那激荡又徒劳的一生一样，作者本无意颂扬或贬损这样的人生选择，而是单纯刻画一颗桀骜又脆弱的心灵和它那无常的命运——在命运的终点，于连选择了对曾经的恋人（或者说是“那个世界”）的悲悯，就像阅读了于连一生命运轨迹的观众们选择了对他的悲悯一样。不论“乌托邦”还是“自由意志”，这些高概念对于《和谐》而言实际上都并不重要；只有故事，以及故事中的人，还有他们真挚的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本作客观上存在的“高概念”设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众对于故事本身的理解，这些高概念对故事想要表达的那个“核心”起到了一定的遮蔽作用。这方面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案例，就是诺兰的《信条》；影片本身想要传达的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理念：人们如何在时间的迷宫里拯救自我、拯救彼此（眼熟吗？眼熟就对了，这就是《盗梦空间》的升级版）；然而影片引入的“时间回溯”这一概念着实影响了绝大多数观众对故事内容本身的消化。所以这也是让笔者非常难以取舍的一点：引入“时间回溯”的概念确实是对补充整部作品的故事表达而言不可或缺的，它让整个故事的结构美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这又确实在客观上阻碍了更多的人对故事本身的理解吸收，所谓“世事难两全”当如是。如果把“时间回溯”概念去掉，那《信条》无疑会变成一部平庸的作品，《和谐》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些高概念就像动画开头里，空旷的房间里巨大的白色纪念碑群、还有上面弹出的XML文本一样令人费解乃至眩晕，我想正是由于这种“概念性”的眩晕才得以让观众捕捉到那潜藏在压抑到令人窒息的粉色的生命主义建筑群与匍匐在暗处却以死相胁坚定抵抗的人们之间的某种微妙的“不协调感”，这样的不协调感驱动了故事里每一个人物的每一个选择，也成为了《和谐》带给观众心里最深刻的烙印。

来自：Bangumi